完善“家”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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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完善“家”的群

作者:中思

学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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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因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主要作用。所以中国应该补上思想家和教育家缺失的空白。

目录:

完善“家”的群

2017年1月1日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是继2016年05月17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国家最高层再次提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而且是放在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并列在了此次会文件中的头条。这足见国家高层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家”的群的问题。什么是“家”的群?就是由专门“家”、著名“家”组成的群体。

 

我们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思想所涉及的领域是逐步拓展的。如从最初的狩猎领域,发展到养殖领域、制陶领域、种植领域、生产工具的制造领域、音乐领域、军事领域、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等等,等等。随着人们在社会中产生的每一个领域中的深入实践和思索,就会产生相应的“家”,如民间的工匠(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一般人的“家”),如民间艺术家,如歌唱家,如教育家,如企业家,如思想家,如政治家,如军事家,如科学家。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实践和探索的领域也就越是扩展,产生的新的“家”的类型也就越多,“家”的群体也就越是完善。可以说,就近现代社会来说,人类社会中的“家”的群体已经趋于完善。

 

如果研究我国的“家”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社会缺少着最重要的三个类型的“家”,这就是企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与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却并没有在产生相应的企业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资本和企业的国家绝对垄断的所有制形态造成的。正是在国家绝对垄断制度下,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状态,即管企业的是国家的部、厅、局,而企业中只能有领导者,而不会有经营管理者。企业中的领导者只具有管生产的权力,而没有管企业的权力。由此,涉及到企业的管理方式、资本的运营、技术的进步、规模的扩展、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销售、人才的引进等等权力都在部、厅、局这些国家机构那里。而又正是这些要素实际决定着企业中的领导者是企业家,还只是生产的管理者。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都没有出现一个企业家。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才被改变。首先,改革开放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由此而催生了一大批私有经济企业家。随着改革深入到国有企业领域,部、厅、局这些国家机构开始脱离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甚至被撤销,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者们开始具有了管企业的权力,于是在国有企业中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这样,在我国“家”的群体中,就有了“企业家”这个类别。

 

但是,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家”的群体中,还依然缺失教育家和思想家这两个类别的“家”。

 

今天,中国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世界最大的规模,可为什么在“家”的群体中,会没有教育家呢?从社会的原因来看,这与我国曾经没有企业家的原因一样,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校还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还都是依附于部、厅、局这些国家机构的。学校的一举一动、学校的计划任务,都是要由部、厅、局来安排来指导的,学校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是要听命于部、厅、局的。如果说,教育家只能产生于实际从事教育的人们中的话,那么由部、厅、局管教育,而校长不能对学校的教育有所作为的这种体制和格局,就使社会没有了产生教育家的社会条件。

 

从学校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校长、一个教师要成为教育家(实际上,也只有从事实际教育的校长和教育工作者,才能成为教育家。那些从事教育理论思想研究的人,即便创造出了卓越的教育理论思想,他可以成为教育理论思想家,但不会成为教育家),除了他是从事实际的教育工作这个条件外,他还必须具备另外两个条件,一是他从事的教育是具有合理性的教育,培育出是合格的公民,和站立在合格公民基础上的能做事业(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的是,能做事业和能做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能做事业的人和能做事的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的人才、优秀人才、卓越人才。二是,他能够在教育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产生好的、新的、能够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能够形成关于教育的新的理论思想。而这一条件的形成,显然是要以前一个条件为基础的。

 

而纵观我国的教育,从改革开放一始,我们的教育就开始趋向于应试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应试教育发展的是开始逐步摒弃几千年来形成的育人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最终的演变结果是,使应试教育发展到了极端,演变成了畸形,相应的是我们民族悠久历史的育人教育传统也就在此长彼消的过程中被完全彻底地摒弃掉了。我们教育领域中的几乎所有的校长和教师,从事都是这种不具有合理性的教育,也就使上述的能够使他们成为教育家的条件不复存在,所以也就出不了教育家。也所以,那些以军事化的方式办应试高中教育的校长们,即便他们学校的高考录取率再高,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再多,能够以优异知识成绩出国留学的学生再多,即便他们有着特殊的能够让人考上大学的经验、技能和思想,他们也不能成为教育家。因为他们办教育的出发点,不是培育合格公民,不是培育有人文素养的公民,不是培育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人,不是培育人的团结协作精神,不是培育人的社会责任,不是培育能做事业等等方面素质的公民,不是培育在合格公民基础上的优秀人才,而就是朝向考大学而去的,是训练人的记忆技巧的,是强化人的记忆能力的,是培育人的排他性独狼人格的(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则是在无形中把人培育成了自我为中心者、牛角利益人、不知道基础道德是什么的人,缺乏“自己想”思维方式的人,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后备军)。他们不能成为教育家还因为,他们办教育的方式是典型的畸形的应试教育方式,甚至是趋利性质的教育。

 

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在如滚滚洪流的应试教育浪潮中,也还有逆势秉持育人教育的校长,而且他们在育人教育中是做出了显著成效的,他们的教育方式是有可推广价值的。甚至,他们是形成了相应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思想的。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少了,他们处在应试教育的包围之中,处在国民教育被应试教育禁锢的家长牵制的强大力量之中,甚至处在利益教育的包围之中,他们的教育方式、教育思想是很难推行的。因此,他们基本处在一种使他们不能成为教育家的社会氛围之中而不能成为教育家,或不能被公认为教育家。

 

综上所述,我们的社会确实是难以出教育家的,也确实没有产生出教育家。这既是与我们国家近七十年的历史不相称,更是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教育大国极不相称的,也让我们面对几千年之前就产生的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的孔子而汗颜。真的希望这种局面、这种状况能够改变。

 

之后,让我们再说说“家”的群体中应该有的思想家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如何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智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软实力。智库是作什么的,是创造实用思想的,是用实用思想为政党和国家机构服务的。那么智库是属于什么领域的呢?显然,它不能属于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因此它应该属于思想意识领域范畴。也因此,对现代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智库的创造实用思想的能力,和智库创造出的实用思想的质量和价值来衡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创造实用思想的能力越强,创造出的实用思想的质量越高价值越大,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有着很好的发展。但是,智库只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还不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主要方面。

 

这是因为,在国家智库没有产生之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体现在思想探索所涉及领域的一个一个开拓方面的,是体现在一个一个思想体系的产生方面的,继而是体现在创造一个一个思想体系的思想家的出现方面的(我想,凡是涉足、甚至只是知道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过程史吧,都多多少少知道这里边的逻辑关系吧!)。如果说理论思想的创造可以是无止境的,未知的思想体系是存在着的,是有待人们去创造出的,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就应该体现在新的理论思想的创造上,就应该体现在有新的理论思想体系被创造出来上,就应该体现在有创造新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的出现上。如果一个社会中不断地有丰富的理论思想被创造出来,这些丰富的理论思想最终是形成了体系的,而且有形成这些创新思想体系的主导者和创造者,那就表明这个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处于一种良好状态的。

 

如果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真的能够体现为是这样的发展,体现为是出思想体系和思想家的发展,体现为是由产生的思想家来完善“家”的群的发展,而不仅仅只是由智库来体现的,那还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发展,是值得期盼和值得赞赏的发展。

 

为此,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希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着丰富的创新思想意义上的发展,是出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意义的发展,是体现为由产生的思想家来完善“家”的群体意义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创有和创新,理论思想的创有和创新,是人的最高智慧的体现,亦是民族智慧的体现。但比较来说,科学技术的创有和理论思想的创有,要比这两个领域中的创新更能体现人的和民族的智慧。这是因为,新的对立面是旧,而“旧”就意味着这个“旧”所对应的存在,是已经存在的存在。对这个已经存在的存在来说,不论人们是通过偶然的方式还是意识和能动的方式对其加以了改变,而使其成为在旧的存在基础上的新的存在,那就属于一种创新。而创有则不是这样。创有是不能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存在的基础上的,不是对已经存在的存在的改变,而是从无有中把不存在的存在创造出来,使它成为有的存在,成为旧的存在。所以,把无有的存在从无有中创造出来,偶然性所起的作用很小,是需要比创新付出更多更大的智慧的。而创有出来的存在,也确实包含着人的和人类的更大更多的智慧。

 

我曾经在我的一篇文稿中说过,从历史的角度(即明代和明代之前)来说,人类世界中的从无中创造出的有(如“四大发明”、农耕技术、饲养技术、农作物品种、饲养动物的品种、钱币的发明和制造、食物品种的发明和制作、器乐的方面和制作、兵器的发明和制作、陶瓷器皿的发明和制作、教育的创造、思想的创造、文学和艺术的创造等等无数的存在中),至少有30%以上是由我们民族从无中创有出来的。这足见我们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在创有方面,我们民族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伤感痛楚的事情。)

 

而说到思想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的民族曾经出现过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与孔子同时代的诸子百家这样的思想家群体而无比自豪。至今,我们民族都还在以此引以为自豪。遗憾的是,自孔子时代结束后,我们民族除了毛泽东外,几乎就再没有出现过思想家了。当然,人们在说到思想家时,往往会提到诸如商鞅、李斯、鲁迅这样的人物。如果在人类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着政治家职业和思想家职业这样的分工,和政论思想与理论思想这种差异的话,那么由于商鞅、李斯这样的人物从事的是政治事务,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以理论的形式体现的,因此他们的思想应归类于政务思想或政论思想,而不属于理论思想,因此,他们是不能归类于思想家范畴的。对鲁迅来说,鲁迅固然是很显思想特色的,他的思想表达是非常犀利的、是直刺民族的愚昧和劣根性的,甚至是直击国民党的统治的,但他的这些思想也不完全是他独创的,而且不是用理论的方式表现的,而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的。因此,从准确的意义上来说,鲁迅不能称之为是思想家,而是文学家,或者是大文学家,或者是思想性文学家。我们说,新中国建立后的我们的社会是不乏理论家的,如艾思奇、杨献珍、康生、陈伯达等等。完全可以说,艾思奇是一个十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艾思奇仅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涉足思想的创造,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思想和思想体系。而康生和陈伯达就更是纯粹的理论家了,而且他们最终成为了极坏的政客。杨献珍创造了“合二为一”的思想,如果杨献珍能够按照创造思想的路走下去,他或许会创造出更多的思想,或许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但遗憾的是,他就只创造了这么一个思想,就遭遇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使他不得不在创造思想的路上止步,而无法成为思想家。

 

看看,我们民族就这样在孔子时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思想家(当然,毛泽东除外),这能不是我们民族在体现智慧方面的一种令人伤感、令人痛楚的遗憾吗?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民族的智慧,是由科学技术的创新、理论思想的创新来体现出的,更是由科学技术的创有和理论思想的创有来体现的,是由能够从无中创造出有的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不断出现的思想家来体现的,以重显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芒。

 

 

 


推荐理由:

因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主要作用。所以中国应该补上思想家和教育家缺失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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