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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发现了一种反腐败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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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有效反腐败反“四风”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2017年10月5日

说点题外的话。

发现，特别是发现的是真发现，那是很有趣的事情，是让人很高兴的事情。科学家是如此，思想家是如此，作为平民百姓也是如此。作为平民百姓一个，当我发现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的从事领导干部职业的人们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发生着转向、发生着质变的转向时，真是兴奋得很。于是，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一发现记录了下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从事领导干部职业的人们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普遍的质变的转向，而且这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效应，实属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还将会影响到未来的历史，如果这一存在过的事件没有人发现，然后就那么悄然地流失了，而人们却又不为所知，岂不是太可惜太遗憾了吗？！所以，自己发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存在后，当然会觉得很有趣很高兴了。

以下为正文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社会中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出台了八项规定，开始了反腐败和反“四风”的强大攻势。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攻势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极为有效的。那么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当然是与反腐败和反“四风”相关的了。如，腐败现象大为减少，不敢腐不能腐已成趋势（不想腐问题的解决，也正在进行中。）党内风气大为好转，党风的趋好也带动了社会风气和民风的好转，人民气顺了，满意了，高兴了。这就是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收获了。按理说，这些收获应该是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大收获了，真的没有理由不这么认为。

但是，我要说，上述的那些收获还不是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大收获，而只是最直接的收获。那么，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应该是领导干部、甚至是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普遍的质变的转向。

那么什么是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呢？这需要首先从认识什么是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说起。说到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一个商贩，早晨一睁开眼，就开始想进货和出货的事情，到了他经商的地方，就开始努力地销售商品和货物。这就是一个商贩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同样，对一个企业家来说，他的满脑子都是产品生产、产品质量、产品运输销售、原料进货、资金、技术、利润、投资、人事等等问题，既要自己不断地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决策，也要督促部下去解决好这些问题。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可以说，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存在于各个职业的职业者身上。作为从政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当然也不能例外。可为什么要说反腐败反“四风”的最大收获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普遍的质变的转向呢？“转向”，就意味着只有存在两个“向”的客体，才有从一个“向”的客体转向另一个“向”的客体过程的发生，才存在着完成“转向”的存在。那么在表现为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转向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者那里，又是不是存在着不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这两种客体呢？这还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说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大收获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普遍的质变的转向。这也就意味着以十八大为界，之前和之后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是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否则是无从谈起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前和十八大之后，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个职业中，存在着怎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呢？

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个职业来说，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不能说大多数领导干部或者说有点权力的公务员，但也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额外”包含四个基本方面的。一是吃喝玩乐奢靡享受；二是捞钱和捞更多的钱，敛财和敛更多的财；三是谋求升迁，四是掩盖犯罪事实和逃避惩罚。这些“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又是如下表现的，即：

今天就要想好和安排好明天到哪儿公款吃喝，要去哪个会所享乐，要经常想着怎么有更好的享乐，还有那些地方能吃的更好能玩的更好，怎么找个机会公款旅游，要安排好公款吃喝享乐的公务车，怎么给自己配一辆公车，要想怎么让自己的办公室更大更豪华更奢侈一些……；要常常想着怎么能捞更多的钱敛更多的财，要想出“吃”拿卡要、雁过拔毛、贪污受贿的种种借口、方式和技巧。然后把想到的这些付诸于实施，这即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甚至是很多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村干部表现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的两个方面。按理说，吃喝玩乐是个人私事，怎么捞钱也是个人私事。但是，在十八大前，很多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都是在他们的职业时期和工作时间内，借用职业权力想这些事做这些事的，于是这些私事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了他们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

第三个方面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则表现为：不时地在想，时时地在想，自己的官位怎么得到提升，能不能一直往上升，最好升到省部级（因为那时的省部级官员不仅在位时，有着实惠的特权。而且在退休后，同样有着巨大利益和诱人的特权。）那么官位怎么往上升呢？一要靠关系，靠送礼，靠“跑”。二要靠政绩。靠关系靠送礼靠“跑”升官，就要想怎样拉关系的事情，就要想向哪个关系靠拢的事情，就要想给谁送礼、怎样送礼、送多少礼的事情。靠政绩，就要想怎样出政绩的事情。如果大拆大建最容易出政绩，就要想如何才能大拆大建的事情。如果是分管某一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就要想如何在自己分管的工作范围出政绩的事情……。在想好了这些事情后，就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意识，就要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把自己的这些职业意识加以付诸。由于这些意识和行为也是发生在很多领导干部的职业时期和工作时间中的，是用职业权力去进行的，也就构成了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这样的意识和行为谋取迁升的人们，还将其美名曰“进步”。这简直就是对“进步”的亵渎。对此，我曾经予以了批驳。）

第四个方面是对那些犯下罪行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来说，就要想要做掩盖犯罪事实和逃避惩罚的事情。不仅要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有掩盖同伙的犯罪行为，要大家一起共同掩盖犯罪行为；不仅要想要做自己逃避惩罚的事情，还要和团伙共同去想去做逃避惩罚的事情，所有这些所想所做的事，也同样是在他们的职业期间和工作时间中进行的，更是滥用职业权力进行的，就如同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那样。所以也属于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曾经，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并且下达这样的指标和任务，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就是很多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额外”的、当然也是错误的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体现。

真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这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传染性的。通过横向的和纵向的传染，那些具有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致力于这样的职业行为的领导干部、一般公务员、甚至是那些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村干部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在他们造就的官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甚至是在他们的无形压力下，也把更多的不想有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人们裹挟成了有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人（在以往的现实中，那些不愿意参与公款吃喝的人，那些不愿意享受公车的人，是会被讽刺挖苦的，是会被排斥被孤立的，是会被视为是异己的。）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最终竟至发展到了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这么想不这么做，就不知道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该想什么该做什么的程度。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而且是极端错误和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

我们决不可因为这种错误的扭曲的和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额外”的而小看了它。腐败和“四风”就是在这样一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推动下不断滋生和泛滥成灾的。这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还有着排斥、压制、取代人们正当工作的作用。这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也在实际上产生着严重影响正当工作的效益和效率的作用。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败和反“四风”，就是要斩除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

我们说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攻势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极为有效的，既体现在腐败现象大为减少、不敢腐不能腐已成趋势、党内风气大为好转、党风的趋好带动了社会风气和民风的好转、人民气顺了满意了高兴了这些方面，还表现在曾经一度出现的不作为和无所为现象。不作为现象的产生，既与反腐败和反“四风”斩除了扭曲的错误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相关，也与在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职业的人们尚未形成新的职业意识相关。想想也是。对那些已经养成了扭曲的错误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职业者们来说，当反腐败和反“四风”斩除他们的这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后，党和国家不再容许他们想以前习惯想的那些事情，不再容许他们做以前习惯做的事情，当然也就有怨气了，就不作为了，这是一种表现为抵触情绪的不作为。另一方面，在斩除了他们错误的扭曲的职业意识且尚未形成新的职业意识的状态下，职业意识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成了空白，就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了。于是，就又产生了一种与不作为现象类似的无所为现象（所谓无所为现象，就是虽然从事的是一种职业，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现象。）这是一种职业意识空白状态下的无所为现象。

好在，这种职业意识的空白现象，和职业行为的不作为、无所为现象，只是短暂出现的现象，是过渡性质的现象。这是因为，反腐败和反“四风”既不容忍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者们搞腐败搞“四风”，也不容许他们有职业意识的空白，和职业行为上的不作为和无所为。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职业（包括不是官员的村干部）的人们在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上的大规模转向，一种表现为朝着正确方向的普遍的质变的转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表现出的这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既是个体的转向，也体现为是社会管理阶层整体的转向。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转向的大趋势中，也存在着一些人不想转，或者转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情况。这里，我们还以上述的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为例。在十八大以后，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就大为减少了，这些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在向着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整治交通违法的方向普遍地转变，这体现的就是这些相关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整体的质变的转向。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仍有极少数工作人员还在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就是一些人“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不想转，或者转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体现。而到了五年后的今天，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了，这体现的就是相关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质变转向的过程和转向的最终完成。（相关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的这种“额外”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普遍的质变的转向，产生的则是交通状况的大为改善，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大为减小，公民的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大为提高这样的社会效益，是正当职业的效率和社会效应的显著提升。）

在党的十八大后的五年时间里，党和国家在以反腐败反“四风”的方式斩除扭曲的错误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同时，也在不断给领导干部们进行该想什么该做什么的导向。如去想去做——四个“全面”的事情；不忘初心的事情；深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情；强军的事情；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事情；司法公平正义的事情；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事情；建设和保护青山绿水的事情；生态建设事情，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的事情；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的事情；美丽乡村、美丽家园、美丽国家建设的事情；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事情；海绵城市建设的事情；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的事情；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的事情；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事情；为农村土地股份化（也即土地流转）的经济发展模式服务的事情；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服务的事情；为外来的、落户的民工和大学生的安居服务的事情；为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发展和管理服务的事情；发展文化事业的事情；防止荒漠化和治理荒漠的事情；扶贫和精准扶贫的事情；养老事业发展的事情；精神文明和全方位文明建设的事情；抵制陋习恶俗、推崇公德良俗的事情；推动人的群体生活方式发展和建立良好的生活关系的事情；整治交通秩序的事情；加强信息的管理，通过信息的管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事情；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的事情；发布辟谣和防诈骗信息的事情……。党和国家给领导干部们的这些涉及他们职业的导向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当这些导向被植入到领导干部们的头脑中后，就成了他们所思所想的事情。这样，新的职业意识既成为了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意识，也成为了领导干部们的职业意识。当这样的职业意识用以支配领导干部们的职业行为时，新的职业行为也就形成了。领导干部们的这种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形成，当然会对整个公务员队伍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会带动整个公务员队伍形成这种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这样一来，从公务员队伍中产生的领导干部，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就很明显地表现为存在过和存在着两种、而且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客体的。因为存在着不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也就存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由存在过的那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向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转向的过程和事实。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原本应该是领导干部们已有过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而不应该表现为是“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今天所体现为领导干部的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而得到继承和发扬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作为传统来表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如焦裕禄所代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但毕竟，在党的十八大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前述的那种“额外”的错误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那样明显地现在着的（这应该体现的是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逆向的转向。）当这种错误的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被斩除，而被另一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取代时，这另一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也就成为“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五年发生的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的转向，更确实地说应该是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向本质和传统的回归。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普遍的和质变的转向（或者说回归），就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尽管这个历史事件不是以短时间内突发的方式表现的，而是以渐变的缓慢的方式表现的，是由五年的时间来表现的。

但这个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事件的意义却是历史性的和巨大的。党的十八大后到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也就是五年的时间。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就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从全方位视觉来看的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能不与领导干部这一职业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普遍的质变的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符合有怎样的职业意识就会支配怎样的职业行为，有怎样的职业行为就有怎样的职业结果的逻辑性的。所以，在十八大以前，社会中存在着的是“额外”的错误的扭曲的和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产生的就是腐败和“四风”盛行的职业结果和更广意义的社会恶果。而在党的十八大后，由于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逐步地普遍地形成了“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随之产生新的职业结果——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十八大之前，难道我们的社会没有去想去做改变已经在表现为越来越扭曲越来错误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因为焦裕禄就是体现领导干部优秀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榜样。但是，这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滋生和恶性发展的扭曲的错误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趋势没有被遏制，反而形成了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趋向极端扭曲极端错误发展的势头，产生的是腐败和“四风”的大肆泛滥。而在十八大之后，反腐败和反“四风”斩除了存在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身上那“额外”的错误的扭曲的和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使难以遏止的腐败和“四风”被遏止了，才发生了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普遍地质变地转向。所以，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直接的收获是腐败和“四风”的被遏止，而最大的收获则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的普遍地质变地转向（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强大有效的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攻势，这种关系到中国命运的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普遍的质变的转向，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我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转向和质变的存在，我们认定这个存在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应该是有意义的。其意义表现为：

因为这一发现，就不会使这一历史事件因为没有被发现而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在悄然中流失。还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发现这一事件可以告诉后人，作为领导干部这一职业，是可以存在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发生过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曾经存在过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社会现象；

发现这一事件可以告诉人们，领导干部的本质不同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和存在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社会中曾经存在过的领导干部“额外”的错误的扭曲的和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是具有毁灭社会主义事业、毁灭国家、毁灭民族的作用的；

发现这一事件还可以告诉人们，虽然我们社会中曾经存在的领导干部“额外”的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不是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那样是由决策造成的，而是在缺乏约束力状态下自发形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了的，是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和负面作用的，是产生了系列性的社会恶果的，是差点毁灭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的。

所以，我们也要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不能因为毛泽东主席将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方向，带上了正确道路，而忘记了曾经存在的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样，而忘记我们的社会在领导干部这一职业中，曾经存在过极端错误极端扭曲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以及这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给我们的社会和民族造成的极大伤害，和产生的严重危机，也要将其作为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人们、从事领导干部职业的人们，在选择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时，有清醒的头脑，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让我们的社会不再发生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职业行为反向逆转的状况。这也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在这五年中发生过领导干部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发生普遍的质变的转向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记录下来的意义所在。（而且，发现我国社会存在的领导干部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转向这一事件，也让我们对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意义，有了更深地理解。）

当我们社会中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一职业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发生了普遍的质变的转向，形成了还不是十分全面十分牢固的“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确实，那些在十八大后发现的那些还在继续搞腐败的人，那些在“四风”方面还不收手的人，就是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转向还不是十分全面十分牢固的体现。）并与一个五年进行了还不十分牢固的结合，就产生了能够让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作用，那么待到领导干部“新”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更加合理更加全面，并能够与未来的一个又一个五年进行牢固的结合时，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样的变化简直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一定是一个五年比一个五年更加向前的、更加向上的、更加向文明的、更加向光明的、更加理想的、更加美丽的、更加辉煌的变化。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的社会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悄然发生的这一关于一种职业意识职业行为发生转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吧！

推荐理由：

本文阐释了发生在我们社会中的社会管理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