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改变一种“统治意识”的权宜之计和长久之策
作者：中思
学科：教育学
出版社：
本书稿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分析了大学教育与人才的关系。
改变一种“统治意识”的权宜之计和长久之策
2017年5月17日—31日
（要在文稿目录中找这本书稿，要选择‘与“人’的发展有关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设想”这一标题）
（2017年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巡视中管高校党委情况的专题报告》，会议对中管高校的巡视工作进行了讨论。有没有讨论中管高校、也就是重点大学的定位问题，和如何培育做大事业的、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问题呢？）
写出了这本书稿，让自己想起了自己写于2014年9月21日《可否设置思维能力考试》一文。《可否设置思维能力考试》一文的立意在于，希望通过这样的考试，使那些具有科学思维方法的青年招录到重点大学中去，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出能做事业的人才。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发现，人若要成为能做事业的人才，成为能做大事业的人，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仅只具备“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仍然是不够的。要成为这样的人，还应该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诸多条件，还应该将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人的做人的基础。
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想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培育出能做事业的人，能做大事业的人，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人，就既要在培育人的“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上下工夫，更要在使人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方面下工夫。（2017年6月12日注）
致《中国青年报》
尊敬的《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先生们\女士们
你们好。这是一本讲现实社会和现实教育的小书稿。这本书稿论述了我国在“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的作用下的社会现状和教育现状，解答了“钱学森之问”，提出了在我国如何培养出能做大事业的、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途径。希望这本小书稿中的观点能得到你们的认同。也希望你们能将这本小书稿转交到贵集团中的出版社，看能不能获得出版的机会。谢谢。2017年6月16日
致《党政干部论坛》
先生\女士们，你们好。
《改变一种“统治意识”的权宜之计和长久之策》发给你们已经有一些时间了。时至今日，我又对此本书稿作是较大篇幅的修改和补充，已从发给你们的三万多字，扩容到了四万多字。应该说，这样的扩容把想说的问题说得更清晰了。
这本书稿其实就说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消除和弱化“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以让育人教育的理念和行为贯穿于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构成的教育形态中，使育人教育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得到实施，以推动人的发展。二是，如何实现重点大学在招录新生时，能够体现公平。通过这种公平，把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青年录取到重点大学中去，以提高培养能做大事业的、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几率。
为此，我所设想的对应这两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方法——公布违法犯罪者的大学学历和减分制，从推理和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我也很清楚，这两个方法又都是能引起很大争议的，是难以在实践中加以实施的。
可是，这两个问题又确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解决第一个问题，没有贯穿于教育形态的育人教育，我国公民的素质、文明程度很难有大的提升和改观，我们就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持被动文明，我们的社会就难以由被动文明向主动文明转化。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难以培养出与我们的重点大学教育相对应的、与我们的社会需要相对应的高端人才、做大事业的人才、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我们社会中的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位置，就仍然会被大量的高端人占据。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
所以，即便我提出的方法是不实用的，那我们的社会也得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好像是有点事不宜迟的紧迫感。
基于这样的愿望，我决定把我的这本书稿的完整版再次上传给贵刊，希望能够笑纳。
谢谢。（2017年6月7日注）
评“高中生刺死班主任 同学:班上第1名 老师都喜欢他”
2017年11月14日
这个同学是班上第一名。可这第一名是什么性质的呢？应该是单向发展的第一名，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第一名。所以，他才能在小小的年纪时，就做出毁灭他人生命的事情。这就是家庭的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强迫人单向发展的恶果。
评“开学日家长因停车揪头互踹 孩子一旁嚎啕大哭”
2017年9月5日
就是这一代，是两极分化的一代。这一代中的一部分，正在朝向现代文明走去（他们表现得比前几代都文明）。而另一部分人，则最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代。现在，他们这一代的这一部分人，正在把他们的子女也往自我为中心和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状态推去。如当着孩子的面打架骂架，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攻击他人甚至是孩子，放任宠物恐吓他人，随意扔垃圾，教孩子偷东西，叫孩子随地大小便，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喊叫打闹，放任孩子的绝对自由行为……。如果国家再不与这样的家长抢夺孩子，那中国的第四代或第五代还是甚至更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代，牛角利益人的一代，不分好坏-对错-是非-善恶的一代。
评“清华大学11名研究生被处分:涉婚外情厕所偷窥等”
2017年9月3日
就此评论如下：
一，这些犯事的清华生只是代表。他们既是清华园中的，也是我国高校中的那些更多的一有机会就会犯事的大学生们的代表。
二，这些犯事的清华生，并不是到了清华以后才成为犯事的大学生的，而是从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就开始逐步朝向成为犯事的大学生发展过来的。
三，这些从小就朝向犯事发展的大学生，一路过来接受的都是来自家庭的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因此是家庭的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造就这样的犯事的和等待机会犯事的清华生和大学生。
四、我们的教育不变革，国家重点大学的招生制度不变革，就这么长期下去，我们得把多少犯事的和等待机会犯事的大学生留在社会的高端位置上，这会多碍事啊，多危险呀。
评“硕士生做传销头目 下线年轻学历高其中还有博士”
2017年8月1日
这是一篇有明确指向的报道，指向很明确，就是报道高学历者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希望这样的报道能够坚持下去。这种报道的意义在于，它就是要告诉人们：上大学固然很重要，有高学历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好人做好公民，是将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它就是要告诉人们，具有排它作用（如排斥育人教育）的应试教育，是可以把人培育成大学生、培育成高学历者的，但也会把人制造成有知识高学历的违法犯罪者。所以，能把培育成好人好公民的育人教育，要比能把人培育成违法犯罪者的应试教育更为我们的社会所需要；它就是要告诉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们——家长、校长、教师、教育官员，不能再受“上好学校、上好学校、上好学校，上大学、上大学、上大学，上重点大学、上重点大学、上重点大学”这一意识的统治了，应该让培育好人好公民这种意识支配自己的教育行为了。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教育成为祸害人的教育。只有这样，作为父母，才不会有担不完的心。作为教育工作者，才是尽到了育人的职责，才不枉为育人者。
评“73.8%的大学生习惯上课玩手机”
2017年7月3日
据7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此次调查显示，上课时经常使用手机的学生占到32.5%，偶尔使用手机的学生占比41.3%，两项之和已达73.8%，看来，学生课堂上使用手机已经占到了大多数。”人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一种习惯。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习惯问题。而正是应试教育要结出的必然果实。在《改变一种“统治意识”的权宜之计和长久之策》的书稿中，我说到，高三学生是已经具有了成人思维的人，如果是在育人教育的作用下，高三学生就会开始树立长远的人生目标，并产生实现这种目标的内生动力，是不会在大学期间上课玩手机混日子的，因为他们懂得时间的珍贵，懂得学习知识的重要。但是对于接受家庭利益教育和学校应试教育的高中生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动力就是考上大学的动力。还有，接受家庭利益教育和学校应试教育会让学生产生“过老厌”“过劳烦”“过劳泄”。所有这些因素在他们考上大学后，就立刻开始发生作用。于是，目标实现了后就终结了；于是，考上大学后，人就泄了；于是，考上大学后，人就对学习烦了厌了，就无事可做了，玩手机就成了可以做的、活着时可做的、不做就没事可做的事了。所以，大学生上课玩手机，不是什么习惯，就是家庭利益教育和学校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就如同在没有手机的时代，大学生照样可以以各种方式混日子一样。
评“113人90后诈骗团伙被端 有大学生辍学加入该团伙”
2017年6月23日
这则报道披露了有大学生参与了诈骗团伙。这很好。不过，像这样的诈骗团伙，还应该披露高学历者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披露，就是想告诉人们一种事实，那就是，上大学固然重要，有高学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人首先要学会做人。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人才不会去侵犯和伤害他人，才不会给社会制造麻烦，才能让父母省心，才不会让父母担新心。就是要让所有的父母和所有的学校、教师知道，你们的第一职责是育人，而不是灌输利益意识，不是仅只灌输单性知识。让我们大家都醒悟吧。不要再被“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意识统治了。醒悟是对孩子好，是对学生好，是对自己好，是对社会好
评“6月高考不努力9月部队做兄弟？军报批驳”
2017年6月12日
这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愤怒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接受怎样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中的人能不能成为能做事业的人、能不能成为做大事业的人，能不能成为做国家栋梁的人的问题。“六月高考不努力， 九月部队做兄弟”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是一种蔑视军人的思想，是一种极为丑陋恶毒的思想，是一种根本没有维护国家安危思想的思想，一般大学很轻易地把有这样思想的人招录进去，然后能把这样的人培养成能做事业的人吗？能把这样的人培养成规规矩矩做事的人吗？如果重点大学把这种思想的人召进去，能培养出能做大事业的人吗？能培养出国家栋梁吗？我们真的应该从中看到危机呀（这种危机太令人可怕了），要从中看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呀（也就是说，人们对待高考的思想发展到出现这种思想的程度，连这样的如此不尊重军人的思想观念都能产生出来，是有其必然性的），千万不能无所谓呀。这真体现的是人的发展的危机，和人的观念意识的危及，如此下去，不堪设想。这教育不改是不行了，不改成育人教育是不行了。教育不改，我们的社会还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恶毒的不能再恶毒的思想。
评“老师体罚没完成作业学生 令其相互朝脸上吐口水”
2017年6月10日
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这是一个人最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一个社会最最应该体现的文明。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连教师都缺失这样的素质，甚至连这样的意识都丝毫没有，而社会就这样在随随便便极为恶劣地体现着对人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那文明离一个人、离社会到底有怎样的距离呢？只能是远距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应试教育和家庭利益教育所具有的排它作用的结果。因为这一排它作用，像这位“老师”、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接受过要尊重他人的教育。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社会能表现出像现在一些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该是多么地好呀。
评“北影回应网民举报教师师风师德”
2017年6月10日
看看，在我们上层社会中高端位置被大量地缺失师风师德的高端人占据时，那么那些有可能成为做大事业的高端人才就没有了位置，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所以，重点大学是选择录取朝向“单项冠军”发展的人，还是录取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人，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评“大四学生患抑郁症烧炭自杀”
2017年6月9日
一个因为应试教育的排它作用而产生的悲剧。如果这个大学生接受的不是单一的应试教育，而是育人教育+知识教育的教育，他就应该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就应该知道怎样应对挫折，他就应该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他就应该知道他对父母负有的责任……，那样，他就不会选择自杀。但是，单一的应试教育所具有对育人教育的排它作用，让他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于是，他成为了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评“女硕士被辞找社会人员闯入公司 打伤领导和同事”
2017年6月9日
又是一例可用来证明是上大学重要、储备单性知识重要，还是先学会做人、先具备把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人的做人的基础重要的事例。答案毫无疑问，所有的人，都必须先学会做好人做好公民、先具备将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自己的做的人的基础，才是第一位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储备必要的知识。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今天这个女硕士、昨天“编软件形成黑色产业链”的那个大学生、和前几天那个出手就打他人的女博士这样的形成群体的人。
评“最大外挂抢红包案:大学生编软件形成黑色产业链”
2017年6月8日
在"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统治意识的作用下，家长们以为，只要孩子上了大学，自己就可以不用再操心了，就可以省心了，而根本不管孩子会成为怎样的人，不去想孩子成为了怎样的人才能真正地让自己省心，才能让自己不再操心了。看看这二位吧，大学是上了，可父母省心了吗？不用再操心了吗？一点没有省心，还得再操新心。所以，还是通过家庭育人教育，让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自己孩子做人的基础。只有这样，作为父母才可以终身省心，才可以不用再为孩子操心。这是铁律。
评“北京网信办遏制追星炒作 一批知名违规账号被关”
2017年6月8日
封得好。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帐号名下的网站也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也发挥着育人的作用。至于网站发挥的是把人往好里育还是往坏里育的作用，则取决于网站做什么和怎样做。显然，这些被封的帐号名下的网站是在做着把人往坏里育的作用。像这样的把人往坏里育的帐号名下的网站应该多封一些，有一个封一个。
评“女博士误机掌掴工作人员：我就迟到5分钟怎么了”
2017年6月3日
这一事件正好印证了我才完成的书稿中所说的内容，即，其一，知识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上大学固然是重要的，但人成为怎样的人更为重要；其二，此女博士以后很可能是处在高层中的，但就她所表现出的自我为中心、绝对自由、没有对“守”的恪守的习惯的存在状态，将使她只能成为高端人，而难以成为高端人才；所以，各位，吸取教训吧，教训就是先要学会做好人做好公民，要让做好公民成为自己做人的基础，这样才不会犯此女博士同类的错误。才不会让自己的父母继续操心，再但新心。
评“长治医学院受贿‘夫妻店’:名为学者实为学匪”
2017年6月7日
此乃典型的高端人不等于是高端人才、高端人不能向高端人才转化的事例。这样的高端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在少数。这样的高端人占据的上层社会中的位置多了，相应的就是高端人才少了。高端人必须向高端人才转化，把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位置更多地留给高端人才，让高端人才担当起大任，成为国家的栋梁，是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前言
原本，只打算用个三五天写个三五千字的文章，表述一下所想讲的“权宜之计”和“长久之策”。没想到，在写作的过程中，竟然是不断有新的思想冒出来，不断有新的发现，就只能把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记录下来，就只能不断地扩容。于是，竟然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写出了这么一本4万多字的小书（当然，它在没有出版的情况下，是不能称之为书的，而只能是书稿。）而且，这本书稿还是在连续熬夜的状态中写出的。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东西，熬夜写出来的还不多。这倒不是自己为了写出这本书稿而刻意去熬夜的。或许是因为一件事的原因吧。因为这件事，一到了凌晨两点就睡不着觉了，就索性熬夜了。这么白天黑夜地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也是蛮拼的了。都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拼，也真是可以了。只是，希望别把自己的身体搭上了。还好，今天完稿后，还不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自以为，这本小书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应该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但不知道能不能为社会所用。如果不能为社会所用，那我还真是白忙活了。不过，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爱好者，能不断地有新的发现，能不断地有新的思想产生，并能把它们写出来，或成篇，或成书，倒也是一种乐趣。
当然了，乐趣归乐趣，也还是希望它能出版，能益于社会。所以，在这里求出版。有愿意帮助这本小书出版的吗？
这本小书稿写完了，把它放在自己的哪本文集中，又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本小书稿的内容涉及到了社会、教育，甚至是心理等诸多方面。是单放在某一文集中呢，还是分别放在不同的文集中呢？最终决定选择后者吧，就分别把它放在《中思论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文集和《中思论教育》文集中吧。（2017年5月31日注）
（以下为正文）
一、我们社会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所面临的一种极具特色的难题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说明的是，“人”的发展问题，已经摆在了党和国家重要日程上了。在这些文件里面，充满着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文明程度的目标、希望、前景和布局。有了这样的目标和布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国民，中华民族的子民，在未来一定是有素质的国民，一定是体现文明民族的一分子。
但是，就现实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正视摆在人们面前的、在推进“人”的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一个难题，一种屏障。
社会在推进人的发展方面，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一定的障碍和阻力的。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人的发展遭遇到的却是很具有特色的阻力，是一种很奇特的障碍。正是这种具有特色的、表现奇特的阻力和障碍，构成了我们社会中在人的发展上的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使这个难题成为难题的障碍和屏障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简单和极为单一的、而又让人觉得难以应对的一种观念意识、一种具有强大统治力（而不仅仅是支配力）的观念意识，就是家长继而是教师针对幼儿就开始有的：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在残酷地、甚至是残忍地统治着一茬一茬年轻父母、特别是年轻母亲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感觉、神经。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男权社会，即男性支配一切的社会。这种社会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而在很多国家中已不再存在了。而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则不仅出现了“妻管严”现象，更是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出现了一种“妻权”现象，即年轻妻子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的现象。如在生活上，孩子必须吃洋奶粉，该冷时绝不能让孩子冷，该热时绝不能让孩子热，该凉时却使劲焐（因为焐而把孩子焐出病的还真不少，甚至焐死的都有），该“脏”时绝不能让孩子“脏”，该“糙”时绝不能让孩子“糙”（给幼小的孩子抹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以至于伤害了孩子的皮肤，就是该“糙”时绝不能让孩子“糙”的体现）……，这些通常都是由年轻母亲决定的。在教育上，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培训班，上多少培训班，买什么教辅书，给不给孩子自由的时间，给孩子多少自由的时间，更是由年轻母亲决定的。即便年轻母亲们的这些决定是“听别人说”的，是不科学的，是很幼稚的，是非常不理性的，甚至是失去理智的，但年轻母亲还是要体现和坚持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为此甚至不惜制造家庭矛盾和悲剧。
看看现实，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进好的幼儿园（这样的幼儿园往往是小学化的幼儿园）真是不惜重金；为了进所谓的好学校，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各种培训班，把孩子们的一切“业余时间”都用于培训和做作业；为了进所谓的好学校，家长们千方百计地到处打听校长的住处并准备丰厚的礼物；为了进所谓的好学校，家长们给孩子编撰书一样的荣誉册和简历；为了孩子进所谓的好学校，家长们想方设法去认识校长去找关系；为了孩子考大学或考好的大学，家长们可以花费所有的积蓄去买所谓的学区房，甚至是买而不住；为了孩子考大学或考好的大学，家长可以舍弃一切过最简单的生活去陪读；为了孩子，年轻的父母拼智慧，拼身体，拼毅力，拼心机，拼计谋，拼付出，拼财力，拼关系，拼门路，拼信息，拼手段，拼恒心，拼耐力，拼攀比，甚至拼命。总之，为了让孩子进所谓的好学校，接受所谓的优质教育（我们这里之所以称“好学校”和“优质教育”为所谓的，是因为人们所说的好学校和优质教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知道它指的是能进行很好的育人教育的学校和教育，还是效果极佳的进行应试教育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表现了一幅为孩子而拼的全景图。起先，是少数为孩子而拼的积极分子在为孩子而拼。接着，是这些积极分子刺激了那些为孩子而拼得不那么积极的年轻父母。再接着，是这些先前的后来的积极为孩子而拼的年轻父母，带动了还在拼还是不拼中犹豫的年轻父母。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形成了足可以表现为是世界级的为孩子而拼的滚滚洪流和“万花筒”，形成了为孩子而拼的世界大全和吉尼斯记录。而且，加入这个为孩子而拼的年轻父母们，根本不考虑这样的拼有没有必要，这样拼的结果是什么，反正就是要为孩子而拼。虽然大量的事实在证明着，那些曾经的年轻父母们为孩子所做的拼都是白拼，甚至是让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拼，甚至是造成让自己悔恨终身（这种悔恨既包括因各种原因导致孩子的自毁——毁灭别人后的自毁，直接的自毁——的悔恨，也包括因为孩子的自毁而给自己带来巨大伤痛的悔恨）的拼，但还是有一茬接一茬的年轻父母要这么拼。年轻的父母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是她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感觉、神经被“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意识牢牢地统治了，这种意识的统治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
而且，不恰当的社会教育，也对这一意识的形成，对这一意识能够占据统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激发年轻父母为孩子而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曾经非常流行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教育。“知识改变命运”是一则公益广告。它告诉人们，只有上了大学，有了大学水平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它的言外之意就是，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在没有大学水平的知识之前，人的命运都是不好的。因此，一个人如果不上大学，或者没有上大学，那他不好的命运就无法改变。这个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年轻父母被“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统治得越来越厉害，为孩子越来越不顾一切地拼，这一公益广告所起的社会教育作用应该是不小的。对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一广告的内涵加以了批驳。
（想想，唉，年轻父母的这种拼的精神，这种执著的毅力，要是能够表现在爱国精神方面，表现在对民族的热爱方面，表现在做一个好公民文明人方面，表现在体现核心价值观方面，表现在做事业方面，表现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该是多么地好。）
当他们（特别是她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精神、感觉、神经被这种意识统治了后，你再给他们（特别是她们）讲什么，他们（特别是她们）都不再想听，都听不进去，听了都厌烦，都能用一个理由反驳，这个理由就是：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能用一种担心来拒绝，这个担心就是：我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怎么办？
这样的意识不仅行使着统治的作用，而且发挥着排他的作用，也即发挥着排斥一切其它合理的、好的、有益的思想、观念、意识、理智的作用，起着排斥理性的作用。当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学习好了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你（们）都不用管了”时，就不只是排孩子进行生活自理的它，就不只是排孩子做家务的它，就不只是排孩子参加劳动的它，而几乎是一种广泛的排它。这些“排它”包括：排孩子和学生保持健康身体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好的品德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心智成熟的它，排孩子和学生有理性的它，排孩子和学生恪守“四守”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基础道德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人文素养和现代意识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固化和增强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爱好兴趣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健康心理素质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团结协作精神的它，排孩子和学生相互友好交往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能够经受挫折心理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成为做事业条件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具备成为国家栋梁条件的它（如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向），排孩子和学生具备“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的它，排孩子和学生养成终身学习习惯的它……。我们之所以说这种统治意识（即，“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具有这些排它的作用，是因为让孩子和学生具备这些方方面面的它，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课时的。但是，当家长几乎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在做作业和培训班中时，当学校把绝大部分课时都安排给单性知识的学习时，你不想排上述的它都不可能。在这样的排他作用下，如果再没有好的社会教育的洇染作用，和法的有效强制作用，如果连孩子和学生自身也没有了趋于向好的本能，孩子和学生就会成为只具备单性知识的人，甚至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存在八种负面存在状态的人（这八种负面状态为：自我为中心状态，缺失基础道德状态，绝对自由状态，牛角利益人状态，缺失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本性和能力的状态，心智不成熟状态，对恶俗的承袭、泛用和创新的状态，将“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固化于心和缺失“自己想”思维方式的状态。）而人一旦从小就开始趋向于以八种负面存在状态发展的人后，在他们的内在中就会形成一种对好的社会教育的洇染作用和法的强制作用的排斥力。这样一来，社会教育的洇染作用和法的强制作用的发挥，都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这就是现实中的那么多人成群结队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所在，是那么多的人在无意识中不恪守“四守”（何为“四守”？就是守法、守规、守序、守信）的原因所在，是那么多人在绝对自由的状态中不恪守“四守”的原因所在，是那么多的人不能表现泛爱（何为泛爱？就是不对他人的人格、尊严、人身、生命、权利、利益进行伤害和损害，就是泛爱，也即不伤害即是爱）的原因所在，甚至是那么多的未成年人趋向于这种种表现的原因所在。
当“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固持地、顽强地、充分地发挥对人的意识的统治作用，并产生显著的排它作用时，能不与党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动人的发展的文件中所蕴含的目标、希望、前景、布局相冲突、相抗衡吗？能不构成一种障碍和屏障吗？
而原本，在我们民族中、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存在着的虽然说不上是具有统治地位的，但也具有支配和左右国人思想观念的则是育人-育人-育人的本能。（可参见本人的《中国教育的演变史》《教育的本原·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演化规律》等文稿）
在这一本能的作用下，我们民族在育人上很早就开始从娃娃抓起了，而且得出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道理。我们民族一方面用系统的封建礼教来育人，一方面则用朴素的做人的道理——如勤劳、节俭、孝顺、诚实、礼貌、与人为善、孝敬长辈、不偷不盗等等——来育人。就这样，自孔子以来，我们民族就无师自通地一代接一代地把育人教育传了下去，并通过对故事的简练得出的成语来育人，如瓜田李下、孔融让梨、童叟无欺、礼尚往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在个别年代或朝代（如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我们民族表现过很愚昧很愚盲的状况，但从历史长河的总体上来看，我们民族还是能够通过勤劳节俭、对“守”的恪守（如，守家规 守乡规 守序 守信 守仁 守义 守孝）、知礼行礼、友好和善、好的民风、好的乡风、好的家风、好的民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能够让人们交融的民间文化、低犯罪率（阶级意义的罪恶和犯罪除外）来体现民族特征和民族特性的。我们民族的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特征，还能够通过艺术作品得到体现。如画作《清明上河图》和文学作品《金瓶梅》（不过，我不敢确定我所举的《金瓶梅》这个例子是不是恰当。）
（这里，我想就《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多说一点。《清明上河图》这部画作，不仅体现的是画家高超的绘画技法，不仅体现了画家视觉的宽广和构思的巧妙，不仅体现的是画作的品质，更反映了这部画作产生时期的我国社会的一种繁荣景象，一种民众在这种繁荣的社会中的生活状况。而这样的生活状况，那就是能体现我们民族的特性和特征的。
关于《金瓶梅》。我们说《金瓶梅》这部文学作品是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特征和特性的。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民族特征和民族特性，是要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和在生活中建立的生活关系来体现的。相比我国古代的其它名著，《金瓶梅》这部作品，还就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场景的。如，
《西游记》是一部凭着海阔天空的想象而编撰的一部神话作品，虽然也表现的是唐僧不畏困难，历尽千辛取经的故事，但毕竟只是局限于唐僧取经这个范围内的，毕竟是不接地气的神话故事。
《水浒》只是反映一个特殊时期的、以打打杀杀的方式表现社会下层与封建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不具有日常生活的代表性。
《三国演义》呈现的是，在三国鼎立的社会状况下，上层政治人物之间通过权术、通过智慧进行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景象。
《红楼梦》虽然表现的是人的生活、人的起居饮食、人的喜怒哀乐、人的命运的，但是被严格地局限在了几个显贵家族范围内的。
而《金瓶梅》则不同。《金瓶梅》的着眼点是放在社会平和时期的，是放在社会的广角度上的，是描述市民的市井生活场景和生活状态的。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商业发达状况，可以看到人与人交往时的以礼相待，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生活起居，可以看到生活中的饮食特点，甚至可以看到男女关系的随性。这本著作正是从这种社会在平和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中，来体现出我们民族的特性和特征的。）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则应该是把我们民族历史形成的育人-育人-育人的本能和传统（如育人从娃娃抓起的传统），上升为育人-育人-育人的意识，把封建礼教中的那些能导致人愚昧愚盲的、迷信落后的内容剔除，赋予育人以现代的、科学的、合理的、文明的内容（如，“四守”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环境保护、热爱自然、现代文明意识、理智理性、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的内容），去依然做育人-育人-育人的事情，把孩子和学生培育成具备了成为好公民、成为文明人条件的人，成为奠定了成为好公民、成为文明人基础的人，使孩子和学生在还没有成为成年人时，好公民、文明人就已经成为了他们做人的基础，而在他们成为成年人后，则是向更加的好公民和更加的文明人发展，以此来体现党和国家在人的发展战略布局中的方向和目标。
但是，在“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意识的统治和排他作用下，育人的意识和育人的行为，真的很难站住脚。人们只关心能不能上好学校、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这样的结果，而根本不考虑孩子、学生、“人”会成为怎样的人的问题。即便孩子、学生、“人”存在着成为不合格公民的危险性摆在人们的面前，即便孩子、学生、成为成年人后的人存在着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加以伤害的危险性，即便孩子、学生、成为成年人后的人存在着成为罪犯的危险性，也根本不在年轻父母、特别是年轻母亲的意识中要考虑的范围。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几乎成为了年轻父母们、特别是年轻母亲们与孩子发生关系时，唯一存在的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接受不健康的感性东西，有越来越多的少年开始做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加以伤害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了罪犯。由此而体现着人的发展的问题成为了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比较严重、比较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
如何消除由“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在人的发展上所构成的障碍和屏障，似乎就成为了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推动人的发展的一个摆在最前面的问题，成为了一种前提。
二、年轻父母们（特别是年轻母亲们）不用为孩子拼的理由
孩子和学生在成为成年人后的人生中，会成为怎样的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过一生的普通人，能够做事业的人，能够做大事的人，能够做国家栋梁的人——真的不是由父母决定的，而是由成为成年人的人们自己决定的，是由脱离了父母后的人们自身的努力、机遇、甚至是天赋决定的（相比较来说，孩子、学生成为坏孩子坏学生，成人后成为不合格公民不文明人、甚至成为罪犯，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由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决定的。）而年轻的父母和学校能够对孩子和学生起决定作用的，就看他们对孩子进行的是怎样的教育。如果进行的是育人教育，让孩子和学生具备了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充分条件，使孩子和学生在还没有成为成年人时，好公民、文明人就已经是他们做人的基础了，父母和学校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所能起到的决定作用了，他们自己就至少也能够成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度过一生的人。而脱离了父母后的人们在未来的人生中，再发展成怎样的人，真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父母和学校已经不能再对他们起任何的决定作用了。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很适宜放在这里、但肯定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现在担任着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成为了完全能够应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第三个关键性历史关口的杰出政治家，成为了开始成功突破这个关键性历史关口的杰出政治家，成为了令人佩服和受到民众崇敬的杰出政治家。但这绝对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他的父母拼出来的结果。因为在他十几岁当知青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还没有复课，更无所谓培训班了，而他的父亲可能还属于被打到的老干部之列而没有恢复工作。况且，在那个时代，社会还根本没有为孩子而拼的概念和意识。他的父母能够决定他的，就是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具备了做好人的条件，使他具备了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想和信念，使做好人成为了他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些条件、基础、理想和信念，他的未来就完全是由他自己的努力决定的了。
所以，年轻父母不论如何为孩子而拼，所能起的决定作用，就只是为孩子创造怎样的做人的条件（这些个条件是好是坏，真的可以是由年轻父母决定的），是做怎样的人成为了孩子未来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好是坏，也是由年轻父母决定的）。父母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你拼与不拼，都不能为孩子再多做些什么。至于孩子的未来，真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你的决定能力为孩子创造的是好的条件和好的做人的基础，那基本可以说，你的孩子在未来的发展中，至少存在着一辈子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最大概率，你的孩子带给你的是一辈子的不担心和省心。有了这些做人的条件和基础后，他们再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能够成为做事业的人、成为做国家栋梁的机会和可能。当你的孩子能成为这样的人时，那带给你的就是更多美好的东西。如果你的决定能力为孩子创造的只是饱和的知识，而缺失做好人做好公民的素质、条件、基础，那你的孩子在未来会怎样做人，未来会成为怎样的人，则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的是，他们自己稍不注意、稍不努力，就不能表现为是好公民。这样，你的孩子的这种不确定性，能够带给你的可能也会是一种不确定性，甚或是一生的伤痛，和不堪的回忆和后悔。看看现实吧，那么多的腐败官员，那么多的违法犯罪分子，在他们还没有腐败之前，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的未来是确定了的吗？显然是不确定的。他们作为子女能带给父母的是确定了的吗？显然，也是不确定的。
如果父母和学校对孩子和学生进行的不是育人教育，而是利益教育和应试教育这种具有排他作用的教育，孩子和学生的未来就隐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由此而带给父母的也同样是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孩子和学生因为接受的是利益教育和应试教育，而趋向于了向存在八种负面存在状态发展，那他的未来就难以是平平安安的，因为他很可能是在工作上是挑肥拣瘦的，甚至是什么也不想做的；他很可能是不理性不理智的，是心智不成熟的，而会不时地与人发生矛盾冲突，会去伤害他人，会给社会造成麻烦；他会因为不辨是非-对错-好坏-善恶而误入歧途；他很可能会违法犯罪，会因为进监狱而中断正常人的生活……。而人若成为了这样的人，决定他们成为这样的人的应该是还年轻时的父母和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学校。而人如果在成为成年人后，不想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则必须靠他们自己了，他们必须适应社会所强制的“四守”，他们必须克服掉自己的父母和学校在无形中在他们身上培育的八种负面存在状态，他们必须做很大的努力，以使自己重新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基础道德、人文素养和文明意识，并养成与这样的道德、素养、意识相符合的行为习惯（相比从娃娃抓起的育人教育的作用，在人成年后，再去重新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基础和条件，再去重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是不容易的，是要做更大努力的。）
只要你的孩子接受过好的科学的合理的育人教育，成为了好公民，只要你的孩子是个在好公民的基础上被培育成为了有事业心的人、被培育成有毅力的人、被培育成能承受挫折的人、被培育成有抱负的人、被培育成兴趣爱好的人、被培育成了能与人合作的人，并且是个智慧的人，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即便你的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一样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我们的社会也可以发展成为美国那样的社会。即，即使一个人不用付出任何劳动，只要存在着困难，国家就可以让你过很好的生活的社会（当然，即使我们的国家有这种能力，最好也不要出现这种现象）你就用不着为你的孩子未来而担心。
所以，对年轻的父母来说，你们需要做的正确的和必要的事情，有利于孩子个人发展的、也有利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当然也是能让自己终身省心的事情，就是用育人的家庭教育理念，去轻轻松松地、科学合理地教育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素养，让做好人做好公民从小就成为了他们做人的基础。
让自己用育人教育的理念去轻轻松松地、科学合理地教育孩子的理由还在于：
——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有多少人能够上大学，是由国家的财力决定了的。去除不愿意上大学的孩子（其实这样的孩子应该不少，而且应该不是什么错。因为很多孩子愿意去学技术，愿意早点挣钱以养家糊口、成家立业、孝敬父母，甚至愿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愿意上大学的孩子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多是可以上大学的。这其中就包括那些为孩子而拼的家长们的孩子。所以，年轻的父母可能不用刻意地推着你的孩子向大学的路拼命地奔，你的孩子也完全可能成为大学生。按照国家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要不了多长时间，也即到了你们的孩子上大学的年龄，每一个想上大学的孩子，都有上大学的机会，百分之百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
——年轻的父母之所以要为孩子拼，想的无非是，上了大学的孩子一定挣钱多，不上大学，孩子挣钱就挣得少，就要受穷。
我们且不说，如果孩子没有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素质，做好人做好公民没有成为他做人的基础，他在走上社会后，也不能努力地使自己具备这样的素质和基础，即便他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呢，他的未来可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而如果你的孩子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素质，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了他做人的基础，那么他在走上社会后，即便他没有上过大学，他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即便他没有做出什么大的事业，他工作到退休，也能挣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他能穷吗？何况，能够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要么能把活做得很精致，而成为出色的工匠，要么会成就一番事业，他挣得钱能少吗？对现代社会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技术蓝领的收入将超过一般的只能做事（能做事和能做事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白领的收入，世界的发展已经是这样，中国也必然会这样发展。等到这样的“孩子”工作到退休后（对现在四五岁的孩子来说，那可能就是五六十年后的事了），每年也能有十万左右的退休金。你说，他能受穷吗？他过的能是穷日子吗？他们过的不仅不是穷日子，过的不仅仅是小康生活，而且能过上中康生活，大康生活。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党和政府努力把国家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即便孩子不愿意上大学，或没能上上大学，那又怎样呢？作为孩子的年轻父母自己是要过生活的。同样，作为年轻父母的孩子，在未来也是要过自己的生活的。过自己的生活，当然是要过好生活了。什么是好生活？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有房、有车、能旅游，能养得起孩子（只要不表现为是以拼的方式养孩子，现在的父母养两三个孩子，已经应该不是问题。）这样水准的生活，现在就有很多的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年人都在过。那对未来的你们的步入中年的孩子来说，这就更是极为平常的生活了。你们现在拼与不拼，你们的孩子未来的生活都能是这样的。再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好。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拼。
——年轻的父母之所以要为孩子拼，想的无非是，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可以做体面轻松的工作，而孩子若上不了大学，以后只能做很不体面的工作。其实，工作体面不体面，什么样的工作体面，什么样的工作不体面，那都是家长自己的看法，是由家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的，而未必是你们孩子在成为成年人后的自己的看法。就拿拾荒这个工作来说，在所有的人看来，可能都是最不体面的工作了。可它也有人愿意做。因为这项工作能让自己很自由；因为这项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能让自己过着很好的生活；因为这项工作或许能为自己积攒下做事业的资本。而等到现在的年轻父母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也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可能就不是到处收废品了，而是在工作环境很好的、有很好福利待遇的流水线上了。这可能还是很孩子愿意做的工作。拾荒的工作都如此，那就更不要说其它的工作了。比如，当农民在很多人眼里，依然是不体面的工作。可社会的发展已经显示，未来的农民就是农场主、庄园主，做的是用电脑操纵机器干活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不体面吗。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
——年轻的父母之所以要为孩子拼，想的无非是，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可以不从事出大力气的体力劳动了。这就更是一种多余的担忧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是一种使人的劳动越来越少付出体力的过程。现在的体力劳动者付出的体力，与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相比，那简直是没法比的。就农业劳动来说，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父母那一辈，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或者在修大型农业工程时期一天出的力，都要比现在的年轻农民一年出得力都多。过去，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父母那一辈，在搬运物品时，不少人都扛过80公斤、甚至是100公斤的大麻包。而现在的体力劳动者，搬运20公斤30公斤的物品，都要用机械……。所以说，现在绝大部分年轻的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的体力劳动，简直可以说就不算是体力劳动者了。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了消灭了重体力劳动的社会，体力劳动的含义已经完全改变了（真的，现在的体力劳动所出的力，还不如锻炼身体过程中所出的力多）。甚至，现在的体力劳动只不过是名义的体力劳动而已。现在，社会都已是这样了，那等到现在年轻父母的孩子长大后，还有没有体力劳动的概念，都是值得怀疑的。何况，对喜欢动手的孩子来说，长大后做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体力劳动，或许还是他们的最爱呢。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
——年轻的父母之所以要为孩子拼，想的无非是，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能找到体面的工作，就会有很高的收入，他们的日子过好了，不用为孩子再操心担新心了，自己就放心了，就省心了，或许孩子还会孝敬自己。这还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想想也是，如果经过了一番拼，长大后的孩子还总是让父母不放心，再操心，担新心，甚至于添新愁，忍痛苦，这还真是让父母够受的。
如何才能做到长大后的孩子不再让父母不放心，不再操心，不担新心，不添新愁，不忍痛受悲，而且孩子能对自己孝顺呢？是在孩子没有长大前为孩子拼才能做到呢？还是用其它的方式才能做到得呢？
先人我们看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孝，应该是孩子可以让父母放心省心的体现。而这与教育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古代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文盲大国，但却也是一个体现孝的大国，甚至“孝”的概念，只有中国才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还真不是中国古代的父母们拼出来的结果，而是育人育出来的结果。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虽然我们不知道唐宋元明时中国文盲率是多少，但我们大概知道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的文盲率是多少，是至少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率。在这样高的文盲率状况下，年轻的父母是不可能为了孩子做今天的父母为孩子那样的拼的，可怎么就能够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表现为孝为先呢？靠的就是育人教育，是家庭的育人教育和社会的育人教育。
再让我们说说父母不用再为孩子担心、操心，或者说长大后的孩子能够让父母省心的事。这同样不是年轻父母为孩子而拼的结果，也依然靠得是育人的教育。因为中国古代的育人教育并不只是教人尽孝，还包括教人怎样做人。如，教孩子不许浪费，教孩子勤俭持家，教孩子知礼行礼，教孩子诚实，教孩子与人和气与人为善，教孩子学会成熟……；教男孩子不怕劳动，能持家能立业……；教女孩子会女工，能矜持能自重……。尽管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没有文化，但孩子成为了这样的人，孩子的父母能不放心能不省心吗，孩子能给父母添新愁加痛苦吗？父母还需要为孩子再操心再担新心吗。我们民族的历史，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如果要让父母对孩子放心，让父母不再为孩子再操心、担新心、添新愁，让父母不忍痛受悲，让孩子能孝敬父母，没有别的途径，唯有让孩子接受育人教育，接受家庭的育人教育，社会的育人教育，和学校的育人教育。人们说，我们这一辈可能是最后的孝敬父母的一辈（虽然我们这一辈中，也有不孝敬父母者，我们的下一辈中，也有对父母很孝敬的子女。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也证实了这是一个真理。虽然我们那时接受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是教我们去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其实，这也是一种意义的育人教育），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还依然延续着传承下来的育人教育。
而为孩子拼是不能拼出这种结果的，甚至拼出的是适得其反的结果。
这是因为，在“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统治下的家长为孩子的拼，学校让学生去拼，拼的是往孩子和学生的头脑中灌单性知识的多少，拼的是孩子和学生记忆单性知识容量的多少，拼的是孩子和学生死记硬背的牢不牢。当孩子和学生被裹挟进这样的拼后，这种拼就必然地具有了排它性。那么排的都是些什么它呢？就是育人教育的它，就是育人教育中的丰富内容的它。这就与我们民族所显示的真理相违背了。违背了真理，还能得出与真理相同的结果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产生的只能是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孩子未来能带给父母的是什么的不确定性。
所以，看看现实社会，由于家庭教育中有的只是利益教育而没有育人教育，由于学校教育有的只是应试教育而没有育人教育，由于在国家主导的育人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不科学、甚至是极坏的社会教育，使孩子难以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道德和素养，难以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孩子做人的基础，这就使父母还在为之拼的未成年的孩子们、被父母拼进了大学中的孩子们、被父母拼成了成年人的孩子们，在时不时地做着不能让父母放心省心的事，时不时地做些让父母添新愁的事，时不时地做些不思进取、胡混日子、丢人现眼（如骚扰女性的事情）、惹是生非、胡作非为、伤害他人、扰乱社会的事（如形形色色的违反交通法的事）、违法犯罪的事（如几十人、几百人结伙做电信诈骗的事），做出自我毁灭的事（如自杀的悲剧），甚至做出了毁灭了他人又自毁的事情（如药家鑫和马加爵做的那样的事。）更有甚者做着直接伤害父母的事。这能让父母放心省心吗？这不仅不能让父母放心省心，作为家长父母还得时时地为这样的孩子再担心操新心，甚至带给父母自己的是永远的伤痛，和一都世挥不去的阴影。把孩子从小就送到国外留学，为此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这可是父母为孩子拼到极致了吧。可是，由于孩子从小没有接受育人教育，没有养成恪守“四守”的习惯，没有具备做好人的素质条件，做好人没有成为他们做人的基础，那孩子就如放出去的野马一样，时不时地做些与留学所在国法律相冲突的事，做些在国内只须批评教育，而在国外却要被判重刑的事，这样的拼，拼出的这种结果，能让父母放心省心吗？
所以，父母与其用十份焦虑的、让自己和孩子都劳累的、金钱堆起的、让父母与子女关系紧张的、让孩子和自己的未来都具有不确定性的拼，不如用一份轻松的、能融洽父母子女关系的、甚至是能使孩子和父母都快乐的育人教育去教育孩子（当然了，当父母能这样的用育人教育教育孩子时，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也必须是育人的教育，否则是会抵消家庭的育人教育作用的）。这样的教育产生的是使孩子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是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了孩子做人的基础，是孩子能够一生好好做人一生平安的最大可能性，是自己一辈子的放心省心，是孩子对自己反哺的孝敬。
——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们急得是什么，拼得是什么。现在的为孩子而拼的年轻父母，肯定不是首批的和最先的为孩子而拼的父母。在她们之前，已经有一茬一茬的“前辈”为孩子拼过，也有一茬一茬的“前辈”没有为孩子拼过。那么那些曾经为孩子拼过的母亲，和曾经没有为孩子拼过的家庭，他们孩子的现在真的与她们曾经的拼和没有拼，有十足的关系吗？对那些曾经为孩子拼过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真的是个个好得很吗（这种好是意义广泛的好，而不只是工作好收入好意义的好），好的又能好到哪去呢？过去那些没有为孩子拼的家庭，他们的孩子现在个个都很差吗，就算很差，差又能差到那去呢？何况，过去没有为孩子拼过的父母们的孩子，或许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反而要比曾经为孩子拼过的父母们的孩子更好一些（当然，这里的“好”也是广义的好。）其实，过去的那些曾经为孩子拼过的父母们的孩子，和过去没有为孩子拼过的父母们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应该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差也差不到哪里（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个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国家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大多数人只能跟着国家受穷。国家发展了发达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有显著的提高），现在也都过的是有房有车能旅游的生活。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你们现在这么急、这么拼，不过是对你们前辈的拼的复制而已，其结果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所以，现在为孩子拼的父母，而在二十多年后，你们的孩子也同样是好能好到那去呢？差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反倒是，你们的那些曾经拼过的“前辈”的教训倒是可以吸收的（这些教训是什么，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也就是拼都是白拼，甚至是种下恶果的拼，这些恶果还包括我们下面所讲的那些恶果）。所以，年轻的父母，特别是年轻的母亲真的没有必要一茬接一茬的、前赴后继地去为了孩子上好学校、上大学、上重点大学而去盲目地拼，真的是没必要。
——那些为孩子拼的年轻父母，想的是为了孩子好。这样的想法当然是非常符合人性的，更是人的本能的反映。当人们把“为孩子好”的愿望和本能通过实践能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无非是，好的结果，一般的结果，糟糕的结果。
问题是，为孩子而拼的家庭教育，和对孩子进行育人教育的家庭教育，哪种教育得到的好的结果和糟糕结果的概率，哪个更高或更低呢？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对孩子进行育人的家庭教育（不过，育人的家庭教育必须是存在于家庭的育人教育+学校的育人教育+社会的育人教育构成的教育形态中的）产生好的结果的概率要更高。而为孩子拼的家庭教育产生糟糕结果的概率更高。因为，育人的家庭教育能够使孩子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各种条件，能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孩子做人的基础，这就是育人的家庭教育所产生的好的结果。而为孩子拼的教育，由于具有排斥育人教育的作用，这样孩子就难以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各种条件，就难以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孩子做人的基础，这就是为孩子拼的家庭教育产生的糟糕的结果。
不过，我们上面说的为孩子拼的家庭教育所能产生的糟糕的结果，还只是以间接的方式产生的。而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为孩子拼的家庭教育所直接产生的糟糕的结果。这些糟糕的结果是：
没有童年。童年是什么？童年就是除了学习怎样做人、学习一定的知识外，再就是玩耍、游戏、蹦达、发问、胡乱想（“发问”和“混乱想”，其实是孩子朝向滋生“自己想”思维方式发展的过程和体现。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使孩子具有“自己想”思维方式的朝向被家庭的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完全切断了，被年轻父母拼没了，被应试教育叫停了，而朝向训练死记硬背的方向发展去了）、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找事干（当然了，孩子找事干，应该有家长正确的引导），是在这些经历中获得快乐，是在把自己玩累中长身体，是在这样的经历中与父母建立紧密的亲情关系，是在这样的经历中与更多的小伙伴建立朋友关系（当然了，在孩子经历和体现这样的童年的过程中，家庭、学校（含幼儿园）、社会也要把科学的、符合少年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有趣的育人教育贯穿其中。）可在为孩子拼的家庭中，他们的孩子有这样的童年吗？在接受高强度应试教育的状况下，孩子们有这样的童年吗？
“过劳”。“过劳”现象通常是发生在劳动者和职业者身上的，是指劳动者和职业者长期处于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其实在为孩子拼的家庭中，也通常是会在孩子身上发生的现象。看看，在为孩子拼的家庭中，孩子要在学校上不少于6个小时的课，有的孩子为此还要在路上花费不少的时间。放学后，孩子还要再上一两个小时的培训课。回到家后，还要再作一到三个小时的作业。旦就这样的时间关系来说，孩子还不过劳吗？何况，这样的孩子还是些身体处在发育阶段孩子呢！因为“过劳”，就又会产生系列的“过劳”问题。
“过劳烦”。孩子应该是没有烦恼的，是无忧无虑的，是不知愁的。但“过劳”的学习，会让他们烦恼，会让他们为学习发愁，会让他们过早地为成绩为前途忧虑。
“过劳厌”。 “过劳厌”会让孩子最厌烦的就是学习，他们会厌烦没完没了地做作业，厌烦来回奔波地补习培训，甚至厌烦学校的学习。
“过劳病”。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越来越小的时候，眼睛就趋于近视，这就是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过劳病”。除了眼睛近视外，原本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才会得的病，开始在孩子们的身上出现，这不能不与孩子们的“过劳”有着一定的关系。
“过劳泄”。对高三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具有了成人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是开始建立未来志向和内生动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有育人教育的引导，他们是会建立起好的志向，和产生为了实现好的志向的内生动力的，是会更加自觉地更加勤奋地为了好的志向而进行学习的，不仅会学习大学中可以教给的学习内容，还可以自行地学习更多的知识。但是，学习的“过劳”，使他们的目标被定位在应试上，一埃完成高考应试，不论有没有被大学录取，就都完成了“过劳学”的目标，也就由此转向了“过劳泄”。被大学录取的，不会去建立志向和内生动力而继续努力学习，而是去在大学混日子混文凭。没有被大学录取的，从此与学习无缘。
“过劳死”。这种发生在劳动者和职业者那里的生命现象，也已经开始在孩子们的生命中发生了，因为“积劳成疾”而夭折的现象不是没有。心猝已成为孩子死亡的重要原因，这能不与孩子的“过劳”相关吗？
当孩子被拼成这个样子，这样的结果，这还是对孩子现实的好吗？肯定不是。或许，为孩子拼的家长会说，虽然这对孩子确实是现实的不好，但对他们的将来是好的。可是，
如果孩子因为“过劳烦”，产生不健康的心理，不能承受挫折，他的将来能好吗？
如果孩子因为“过劳病”而落下病根，这对孩子的将来好吗？
如果孩子因为“过劳厌”和“过劳泄”，而产生对学习的厌恶，会让他们在高考结束后，就基本结束了的学习的人生，那就使他们就没有了终身学习的习惯，甚至成为在大学中混日子的大学生。而终身学习对一个人的良好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人做事业，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当孩子厌恶了学习，这能对孩子的将来好吗？
而因为“过劳死”（还有因为不能承受挫折而使生命夭折的），孩子连未来都没有了，又何谈将来的好呢？
还有，我们从孩子应该有的童年中，或者说可以从表现为孩子存在童年的“玩耍、游戏、蹦达、发问、胡乱想、兴趣爱好”中体味到这对一个人的未来是什么。是健康，是“自己想”思维方式的确立，是探索精神，是质疑精神，是做事业的目标方向，是创新创有的源头。当孩子没有童年时，也就意味着人的将来没有了这些，这是对孩子的将来好吗？
所以，要真的是既为了孩子现实的好，也为了孩子将来的好，家长们还是不要为了孩子而拼吧！去设身处地去为孩子想想吧！（当然了，学校教育也不再应该是应试教育。）
——或许，那些为孩子拼的父母，是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的。在他们看来，我的孩子上了大学，上了重点大学，将来一定会有较高的收入，能挣很多的钱，这足可以证明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获得成功的人。
而实际上，以挣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是最不靠谱的方式。因为人的收入可以是以正当的方式和不正当的方式这样两种方式来获得的。固然，处在高端位置上的人，都会有很多的收入。但是对做事业的人、对做成功大事业的人、对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来说，他们获得收入的途径往往来自于工资、出版、发明成果转让，发明产品的销售、技术成果转化、发明奖。技术奖、科学奖、贡献奖，显然这应该是人的获得高收入的正当方式。而对于腐败高官（包括被发现的和继续隐藏腐败高官，这样的高官在没有被处理之前，也是高端人）这类人来说，他们的要比他人多得多的收入则主要来自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对人们称之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来说，他们的收入则主要来自权力分配、职务分配、职称分配这些合法却不合理的方式，以及潜规则分配，关系分配、藏有猫腻的评奖、转弯抹角的利益转化这样的灰色收入（如很多的承担了国家项目的负责人，就很善于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研究经费转化为自己的收入的。）显然，这类形形色色的收入方式，应该属于不正当的收入方式。其实，这种以不正当方式获得很多利益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在高端人中，还是在中层人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如，曾经流行的医务人员收红包；现在开始蔓延的教师中存在的课上不讲，课后有偿补课现象；被扭曲了的评奖现象；等等，等等。甚至包括大股东减持这样的收入方式。（关于大股东减持问题，我们不仿在这里多说几句。一般来说，公司上市是为了期望通过扩大公司的资本，来谋取公司的发展，来为更多的股东谋取利益，来增加员工的收入，来客观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而在我们社会流行的大股东减持现象，则是把公司上市变成了一种收入方式。在公司没有上市去，这些大股东们急着要上市。而公司一旦上市，就立刻减持套现，至于公司不能不再经营下去，广大小股东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企业员工能不能继续就业，不能不增加收入，都不再是减持套现者们要考虑的问题了。在他们通过公司上市再减持套现而完成了把一个经济单位运行方式转化为一种收入方式后，在他们通过套现获得了巨额利益后，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这种把公司上市运作作为收入方式的行为，与非法集资有本质的区别吗？有的只有表象的区别，即合法和非法的区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都属于不正当的收入方式。）
我们说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应该是最不靠谱的方式，还因为，以不正当方式，获得的收入最终属于谁，是个不确定的问题。如，很多的腐败官员被查处以后，那么多曾经属于他们的利益，就不再是他们的了。
再有，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收入，亦是一个难以稳定的、难以持续的方式。在反腐败不力的时候，官员以不正当的方式轻松地获得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收入，真的是很流行的收入方式。可这一收入方式在新一届党中央的有力反腐下，可能就是再难以持续的获得收入的方式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那种权力分配、职务分配、职称分配、藏有猫腻的评奖、潜规则分配，关系分配、转弯抹角的转化获取利益的不正当收入方式，也一定会被终结的。像类似教师课上不讲、课下有偿补课的这样的不正当收入方式，早晚也是会被禁止的（只是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地有效地禁止这种收入方式）。
所以，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是最不靠谱的方式，而且，获得利益的方式越是不正当，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利益越多，不仅不能表现为是成功，反而是离危险越来越近，是离毁灭越来越近。当你的孩子处在这种危险和毁灭中时，带给父母的也必然的伤心和痛苦。
不过，从这里的分析中，倒让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理。即，虽然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是最不靠谱的方式，但是却可以通过正当与不正当的收入方式来说明育人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优劣。
当社会是以贯穿于育人宗旨的教育形态实施教育时，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选择的获取收入的方式通常以正当方式为主的；而接受应试教育和利益教育的人们，却又不能自行补上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不能自行补上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那么就往往会在获取收入上选择不正当的方式。把应试教育和利益教育与不正当收入方式联系起来，这会让那些对应试教育深信不疑的人们、那些仍然实施着应试教育的人们，那些对孩子进行利益教育的人们，觉得很不舒服，很难理解，难以接受。他们会说，即便应试教育和利益教育再怎么不好，也不应该将它与不正当收入方式联系起来呀。我们进行应试教育，是给学生以知识的教育，即便这种知识教育只是单性的知识教育，是以灌输的方式进行的，那我们也没有教学生去偷、去抢、去骗、去贪污、去受贿、去用潜规则获取收入、去用权力获取收入、去减持套现呀。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是，他们无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既应试教育的排它性问题和利益教育的导向问题。应试教育的排它性问题的实质是不教人怎样做人，不授人以做好人做好公民的道德基础和素质条件，不教人将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人的做人的基础。如果被应试教育教育的学生在成为成年人后，自己再不能补上这些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和基础，那在在他们身上就会存在着种种负面存在状态，在成为缺失了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本性和能力的人后，那他们选择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收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选择以不正当方式获取收入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也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看看现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了。）所以，应试教育是在以间接的方式教人以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取收入。那么，家庭的利益教育与以不正当方式获取收入的现象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因为利益教育是在给孩子以成为牛角利益人的导向。而人一旦趋向于了牛角利益人的发展，他们选择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利益，同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所表现出的，应试教育从滋生起，到越来越普及，再到向极端发展的教育状况，与我们社会中表现出的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利益的现象越来越多、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利益的人越来越多（多到可以形成几百个人组成诈骗团伙的程度）、不正当获取利益方式中的形式花样越来越多且仍然在不断地创新、通过不正当收入方式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多到上亿）的现象，肯定是有相关关系的。甚至，我们很多的实施应试教育的职业者们（这些职业者在育人教育中应该表现为是育人的先生。但是，在通行应试教育的社会状况下，他们就只能是职业者了）自身的很多收入和收入形式，也都是不正当的。如那些课上不讲，课下有偿补课的获取利益的方式。如那些长期不直接授课的中小学校长们，通过职称评定使自己拥有教授级职称，并以此获取更高收入的方式。（其实，学校、校长、教师为自己创收这里面的花样多了去了，不要说外行说不全，连内行可能都说不完全）。
而对那些令人憎恨的偷盗者们，那些通过谣言诈骗企业的人们，那些获得几十万几百万的坑蒙拐骗者们，那些图财害命的人们，那些因非法集资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那些通过电信诈骗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那些被查处的捞取了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几个亿的腐败官员们，那些获得了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个亿的金融蛀虫们……，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有正当的吗？所以，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成功与否，是根本不靠谱的。
当你的孩子在用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获取利益时，自毁（同时也必然构成对社会和他人的毁灭）的危险就离他不远了，作为父母就又要再担心了，就又要再操心了，就又要再受累了。
——或许，也有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为国家做大事、成为国家栋梁的父母。应该说，父母的这种愿望应该是层次较高的愿望，是最好的愿望，最是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如果想通过为孩子的拼方式（为孩子拼，就意味着去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甚至是接受极端的应试教育）去实现这种愿望，则是完全不靠谱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有这样愿望的家长应该知道，为孩子拼，拼得是什么呢？无非是强化孩子的记忆能力和记忆容量，是让孩子的头脑中单性知识日益增加，一直增加到饱和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人们看来（其实，改革开放以来，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社会固化的认识。）人只要储存的单性知识足够多，就注定是人才了（这显然是一种不看人的努力、不看结果、只须以知识程度来命名人才的命名式的人才观。）这似乎是一种在现实中普遍认同的人的成才路径。正是在这样的人才观的支配作用下，我国的教育趋向了应试教育的发展，趋向了向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方向发展。（其实，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根源所在。）
其实，除了这种这种成才路径外，还有一种人的成才路径。那就是通过育人教育，先使人具备成为好人好公民的各种条件，使做好人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在具备了这些条件和这一基础后，再使人具备能够做事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条件（如，有爱国爱民族的情怀，有为国为民族奋斗的精神，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有探索质疑的勇气，有终身学习的习惯，等等）。在一个人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和基础后，然后经过自身的努力，做成了事业，做出了成就，人才能表现为是人才。而这样的人才路径，才是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才是能够以精神、抱负、情怀、毅力、事业、成就来显示人才的（也所以，人才不是根据学历、“帽子”、职称、职务去命名的。）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我们前面所举的习近平之例，就是这一人才规律的一种证明。
人们现在都已承认，民国时期的教育，应该是中国历史中最好的教育（我们这里说的是教育本身，而不是国家教育的状况。因为从教育状况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普及率太低，文盲率太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交汇岔路口。在这个交汇的岔路口，一方面是将清末刚刚开始的把私塾教育普遍转化为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将由私塾先生主导的私塾教育转化为教育家办教育的过程；一方面是剔除育人教育中的封建礼教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东西，继续承袭中华民族育人教育传统的过程；一方面是在教育中大量地融入来自西方的进步、科学、文明内容的过程。正是在中国教育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和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既熟知东方教育真谛的、又吸纳了西方进步、科学、文明、理性知识的教育家。他们编撰了最为优秀的教材，他们推动了国家办教育的发展，他们使一大批的少年儿童和青年们接受了既传统又现代的育人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少年儿童和青年中间，中国产生了最为优秀的一批人才，并使新中国受益匪浅。这是一批怎样的人才呢，就是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那一批人才。
那么，使钱学森那一代成为优秀人才的，仅只是他们学习的知识呢，还是既传统又现代的育人教育（育人教育不是排斥知识教育，而是把知识教育作为育人的一个部分的）呢，还是纯粹的知识储备呢？显然，那时的具有特色的育人教育应该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了来自学校的具有特色的育人教育外，家庭的育人教育，和社会的育人教育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时期的国家和民族所处的状况，更是一种起着育人教育作用的社会教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就是国家的积贫积弱贫穷落后，是民众的愚昧愚盲，是军阀混战中的民不聊生，是被列强侵略的任人宰割和被奴役，是山河破碎家破人亡的悲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形成的是由仍然延续的育人家庭教育+全新的学校育人教育+客观存在的社会育人教育构成的教育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形态中，对接受新型教育的少年儿童和青年们进行着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把育人教育贯穿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形态，在众多的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扎实了民族的根基，具有了改变国家唤起民众的远大抱负，由此而产生了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新中国中，成为了民族脊梁和国家栋梁。这真的是育人教育的结果，而不是知识填充的结果。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知识在人成为优秀人才中是不重要的，而是说，知识的教育在私塾、学校的教育中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是有教育就有进行的，因此才有必要重视教育的另一个方面——育人的教育，就要把育人的教育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育人教育是可以被忽略的、被遗忘的、被弃置的，因而是可以不存在的。如果不强调育人教育，育人教育就只能以被忽略的、被遗忘的、被弃置、不存在的状态存在。
在这些国家栋梁中，更有着年龄已过五旬，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依然服从国家的需要而转行的科学家。转行，就意味着他已经具备的知识已不再有用，而为新的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则是空白，意味着要一切要从头再来，意味着一切要从头学起。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也还是在新的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他们曾经接受过的知识教育的结果，还是从小就接受的育人教育的结果？显然是育人教育的结果。因为育人教育使他们扎实了民族的根基，因为育人教育培育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培育了他们报国的坚定志向，培育了他们做事业的坚韧毅力，培育了他们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我在《中国教育的演变史》中，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新中国的教育进行过分析。现在若从教育形态的角度来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进行判断的话，这一时期的教育应该属于家庭育人教育+学校育人教育+社会育人教育的教育形态。从逻辑上说，接受过这一时期教育的一代人中，应该比民国时期接受过教育的那代人产生更多的杰出人才。在这样的人才中，不仅有习近平那样的有大作为的杰出政治家，还应该有更多的钱学森、邓稼先那样的大科学家，甚至有思想家。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才景象让无情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根本不可能出现。
接受怎样的教育才能产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高端人”的角度来分析分析。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育人教育（当然是贯穿育人精神的教育形态中的育人教育），还是应试教育，都是可以产生高端人的。所谓的高端人，是指上层社会中的人，或者是上层社会中的处于更高位置的人。但是，高端人是不能等同于做事业的人的，是不能等同于做大事业的人的，是不能等同于成功者的，是不能等同于高端人才的，是不能都视为是国家栋梁的。所以，高端人是可以分为两类人的。一类高端人是做成功大事业的人、是表现为是高端人才的人，是成为国家栋梁的人。另一类高端人则只是处在上层社会中的平平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可以自视为的成功者的人（如那些因为挣钱挣得多，而自以为是成功者的高端人，但他们眼里的“成功”，是不能等同于是社会意义的成功。）但这三种人，是不等于是高端人才的人，更不等于是国家栋梁的人。）
因为应试教育有着排它性的作用，所以在应试教育的作用下，人容易缺失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容易缺失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但这样的人也是可以成为处在高端位置的高端人的。不过，这样的处在高端位置上的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并不等同于是高端人才，并不等同于是做大事业的人，并不等同于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人应该属于自然而然地处在高端位置的人。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不乏那种有着很高的头衔、占据着很高的位置、著作等身、有着很大的名气、热衷于官位和权力，深谙潜规则、善于玩弄权术、能捯饬虚的和假的、但就是不出成就的高端人的。
不错，在改革开放后接受应试教育的人们中，也产生了像潘建伟、饶毅、施一公这样的科学家，而且是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而这些中青年科学家的成功，正好可以证明以下三个道理是正确的。一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个人后天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父母年轻时为孩子拼的结果；二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一定要有可以使人成功的条件的和基础的，这个条件就是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做事业的条件（这里说的条件是很广泛的）和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是民族的根基。人要成为这样的人，可以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娃娃起接受的就是育人教育的途径。一是人在成为成年人后，自行去补上这些条件和基础。相比之下，从娃娃起就接受育人教育的人，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要更容易些。如果一个人在接受应试教育期间，缺失了这些条件和基础，那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后天的努力补上这些条件，打好这一基础。完全可以说，像潘建伟、饶毅、施一公这样的科学家所显示的坚定的爱国精神，民族的根基，对科研的执著精神，勇攀高峰的精神，对待困难的态度（如对不合理的科研体制不满的态度），就是作为成功者的条件和基础的体现。如果一个人不努力使自己补上这样的条件和基础，人就会将应试教育期间形成的八种负面存在状态延续下去，那是难以使一个人成为成功者的。三是，应试教育使人难以具备成功的条件和基础，对人的成功设置了障碍留下了隐患。想想也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的人本来是可以成为高端成功者的，是可以成为国家栋梁的。然而，由于这样的人缺失了走向高端成功者的条件和基础（这应该是应试教育结出的恶果），而自己又不努力去补上这些条件和基础，而只能被八种负面存在状态中的某些存在（如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缺失基础道德的存在、丧失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的存在）所左右，所以即使他们走上了高端位置后，成为了高端人后，却不能向高端上的成功再进一步，不能转化为高端人才，而只能成为高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样的人，注定是不能成为国家栋梁的。（关于处在高端位置上的人以负面存在状态存在的问题，可以举例说明。当有教授训斥他的学生说：“多少年后，如果你们没有挣到多少多少钱，就不要来见我”这样的话时，这不仅体现的是这样的教授是以牛角利益人的状态存在的，也显示的是这样的教授是丧失了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的，而只有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观念。这样的教授不是处在高端位置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能是什么呢？）
所以，即便年轻父母有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为国家做大事、成为国家栋梁这样美好的意愿，这个愿望也根本不可能是通过你们的为孩子的拼而能实现的，而只能通过你们的家庭育人教育、你们的持之以恒的家庭育人教育、你们的超越学校的应试教育的家庭育人教育，来让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你们的孩子做人的基础，来使你们的孩子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来使你们的孩子一生一世成为好人好公民，来使你们的孩子具备做大事业做国家栋梁的条件。当你们使你们的孩子具备了这些条件和基础后，当你们的孩子成了这样的人后，你们就完成了你们的使命，你们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你们的贡献。而在孩子成人后，在成人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则是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是取决于他们的志向的，是取决于他们的毅力的，是取决于他们的努力的，或许还取决于他们的天赋。
所以，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
以上我们说了年轻父母没有必要为孩子上大学拼的种种理由，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是鼓动年轻父母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相反的是，在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希望我们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尽早实现让想上大学的青年（是自己想上大学的青年，而不是父母让孩子上大学的意志，不是父母逼孩子去上大学。）百分之百能够上大学的目标。（我想，只要国家有这个目标，那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目标就一定会实现。）我们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年轻父母没有必要为孩子而拼的理由，就是希望年轻父母们应该从为了孩子好的角度出发，从为了自己好的角度出发，从为了社会好的角度出发，多花些时间，多用多工夫去对孩子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家庭育人教育，以让你们的孩子的未来是阳光的和光明的，以让你们自己在将来是放心的、省心的，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说到这里，或许我们还应该从国家的角度说说“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国与国的比较说明，工匠、工匠精神、工匠的数量，工匠的水平，对一个国家是多么地重要。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工匠的数量太少，工匠精神（是指社会的工匠精神，而不是指工匠的工匠精神）太欠缺，工匠的水平可能在世界也不是顶尖。这对我国的产业和产品品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这么个人口基数巨量的国家，怎么会成为工匠的数量太少，工匠精神欠缺的国家呢？这真的与“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关系极大。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处于上不上大学是由孩子自己决定的话，那么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喜欢动手，因为喜欢做与动手相关的事情，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做自己爱好的事情，或许他们在高中毕业后、甚至是在初中毕业后，会选择去学技术，而且是在一种动力的推动作用下去学技术的。那样的话，我们社会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的工匠数量和工匠水平，应该是处在世界前列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家庭利益教育的作用下，在“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的作用下，在这一意识派生出的职业贵贱意识的驱使下，在父母的逼迫下，多少有可能成为顶尖工匠的青年成不了这样的工匠。而在“过劳泄”的作用下，那些上不了大学的青年，虽然走上了学技术的道路，却失去了学好技术学精技术的内在动力，他们或许会成为有技术的劳动者，但难以成为顶尖的工匠。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国家工匠数量太少、工匠精神欠缺、顶尖水平的工匠更少的原因所在。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是国家很大的损失。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那些原本极有可能成为大国工匠顶级工匠（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而被“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所害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父母的损失呢？加上其它方面的林林总总的负面作用，所以，“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的负面作用太大了，触及的面太广了。
三、破除“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的权宜之计
我们丝毫不怀疑，即使人们能讲一百个一千个年轻的父母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拼的理由，也仍然难以改变很多年轻父母、（特别是年轻母亲）因为具有的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担心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的焦虑心理，而仍然会被“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意识统治的状态，和宁愿被这种意识统治的固执。这种固执固执到了什么程度呢，简直到了即使认可没有必要为了孩子拼的理由，但还是要去拼的劲头，是一种九头牛都难以拉回的劲头。而这些固执的年轻父母，是会影响和连带更多年轻父母的，仍然会去为孩子拼的，并由为孩子拼而演化为父母之间的比拼，是会使这种拉着孩子拼和父母之间比拼的现象，始终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问题的，是会影响到更多国民的存在的。
可是，从国家的发展来说，从民族的存在来说，从社会的合理性和文明来说，从公民个人的发展和存在来说，淡化“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消除这一意识对年轻父母意识的统治作用，却又是十分必要的。
这还真是一个现实的矛盾。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
既然这一意识的核心之一是“上大学”，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告诉人们，上大学真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上大学并不是可以决定一切的，上大学并不就决定一个人的前景必定是美好的。
这可以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可以是公布违法犯罪者的大学学历（当然，这不等同于可以公开违法犯罪者的姓名这样的隐私）的方式。
现在，人们在招工、招收职员、招收公务员时，都要求被招对象必须提供学历。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公布公布违法犯罪者的学历呢。实际上，这种公布违法犯罪者学历的状况，是时不时地存在着的，但往往是针对学历低的违法犯罪者的。比如，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和看到这样的报道：“其实这些犯罪分子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些犯罪分子只是初中毕业”“这些犯罪分子只有高中学历”。当然也有说这些犯罪分子是在校大学生的。只是相对来说，说违法犯罪分子是大学学历的报道要少得多。而几乎没有报道违法犯罪分子的学历是往届大学生的。这就给了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人的学历越低，就越容易违法犯罪。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应该说，这是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说，接受具有排它作用的应试教育越多的人，且不能自行补上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和条件的人，就越容易违法犯罪。我们说我国古代老百姓的犯罪率很低，而我国古代的老百姓大多是没有文化的，这就与人的学历越低就越容易违法犯罪的逻辑不相符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古代的老百姓们虽然没有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会表现为无知愚昧，但由于一直在接受着家庭的育人教育和社会的育人教育，是从小就养成了对“守”的恪守的习惯（如，对家规的守，对乡规的守，对民约的守，如对封建礼教的守……）所以犯罪率很低。也所以，一个社会的犯罪率是与人的接受育人教育的程度相关的。人接受的育人教育越多，越是具有科学性、现代性和文明性，就越不容易违法犯罪。从这个关系来说，假设的学历高越的人，犯罪率也就越低的逻辑应该是成立的。但是这里的前提必须是，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相应的是接受育人教育的时间也就越多。也就是说，大学生接受的教育时间长，相应的是接受育人教育的时间也多，才不容易违法犯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也就是说，对没有接受过育人教育的高学历者来说，如果他们自己再不能补上做好人好公民的条件，不能补上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这一基础，那么说学历越高的人犯罪率也就越低的逻辑就是不成立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无情的事实。就现实来说，被查处的官员，可能没有一个是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而在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如电信诈骗团伙、如传销窝点中的传销者）中，大学以上学历的应该不在少数。而人们所说的高智商犯罪，那就更是没有高学历就不可能为的了。如此的违法犯罪状况，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表现出的应试教育排斥育人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应试教育趋向极端化而受教育者难以接受育人教育的教育状况不无关系的。
那么，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文明，由此而为了让年轻父母摒弃“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统治意识，为了让这一意识不再统治我们一茬接一茬的年轻父母，而是引导他们去重视育人教育的意义，引导他们把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放在育人上，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公布公布具有高学历的违法犯罪者的学历呢？是不是也可以公布公布高学历者在犯罪团伙中的比率呢？
公布违法犯罪者的高学历，就是要让一切与教育相关的人——家长、校长、教师、教育官员、受教育者——知道，学习单性知识固然很重要，上大学固然很重要，高学历固然很重要，但人成为怎样的人更重要；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上了大学，有了高学历，如果不知道怎样做人，没有把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人的做人的基础，不会做好人做好公民，也是会违法犯罪的，是会自毁前途的，是会让孩子和学生的一切归零的，是会让无辜的他人受到伤害的，是很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存在、社会的合理和文明的，是会让父母为孩子拼而付出的进所谓好学校、上大学、上重点大学的努力、陪读、培训、花费、精力、体力、劳累付之东流的，是会让父母操不完心担不完心的，说不定还会使父母承受心理和精神的沉重打击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教育除了教人以单性知识外，还应该去育人；就是要让人知道，教育最应该具有的目的是什么，是育人；就是要让人知道教育最应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育人，就是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人的做人的基础，就是使人具备做好人做好公民的基础、素质、条件和品质，就是使人在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条件、素质和品质的基础上，去掌握一定知识，以使人成为有素质有知识的人，成为有基础道德有知识的人，成为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有知识的人，成为因为养成了恪守“四守”（即守法、守规、守序、守信）习惯而不会违法犯罪的有知识的人。
或许人们会说，公布违法犯罪者的高学历，是对高学历者的歧视，可是我们却已在时不时地以这种方式歧视低学历者了。或许人们还会说，公布违法犯罪者的高学历，是对教育的污损。可我们的教育是应试教育，甚至是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是不断结出恶果的应试教育，已是自污自损的教育了，已是影响社会发展影响社会文明的教育了，已是产生一系列民族自毁恶果的教育了。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教育，以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原和本质，以让教育向好的方向发展，去走好的道路。
当然这只是一种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民族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合理和文明，并由此而为了让年轻父母摒弃“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一意识的权宜之计。是让人们的观念从学习知识很重要、上大学很重要、有高学历很重要的观念，转变到学习知识固然很重要、上大学固然很重要、有高学历固然很重要、但人成为怎样的人更重要这种观念的权宜之计。
只要“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被人们摒弃了，只要“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不再具有统治作用了，只要人们的观念向育人的方向改变了，只要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都能注重育人了，再加上党和国家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所做的工作，那我们的公民就会是普遍具备基础道德的公民，我们的国民将表现为是在最大普遍性上是合格公民的公民。那样一来，我们的民族就将是最文明的民族，我们的国民和民族将是在普遍具备基础道德的基础上，道德向上层道德发展的国民和民族，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出现高端人才、创新人才、创有人才的国民和民族，是加速伟大民族复兴事业的国民和民族，那么这一权宜之计就可以早早地终止了。
四、国家也要做国家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断定，即便你把年轻父母用不着为了上所谓的好学校、上大学、上重点大学的理由说得再充分再有道理，年轻的父母们就能够轻易地摒弃“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就能不再受这种意识的统治，就不再为孩子去拼，就能够转而在家庭教育中用育人教育的理念去培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假若有这种状况出现时，那些能够用育人教育理念培育自己孩子的年轻父母就能够把这样的教育进行得很好吗？能够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吗？能够与社会的现实协调吗？这可能就又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了。
因为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年轻父母转变观念的问题，而还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如果没有继续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年轻的父母们可能就又会回归去信奉“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了，就又会宁愿让这一意识去统治自己了，就又会放弃家庭的育人教育，就一切都又会回到原点了。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就只能依然如旧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就该是国家要做国家应该做的事的时候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国家至少应该做以下四件事。即
1、编写家庭育人教育教材，或者说推动家庭育人教材的编撰；
2、变革学校教育为以育人为宗旨的教育，以构建合理的教育形态；
3、制约和铲除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教育；
4、改革重点大学招生录取制度。
——关于编写家庭育人教育教材。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自孔子时代以来，我们民族就无师自通地一代接一代地把育人教育传了下去。可是这种代传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了，截止了，更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就是应试教育，就是只教单性知识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概念的形成和固化，随着应试教育的兴起、发展、极端化的过程中被驱逐了，继而消失了消亡了，被家庭的利益教育取代了，被为孩子拼取代了，甚至连家庭育人教育的概念都无影无踪了，所以就基本切断了育人教育的历史脉络。（当然，从客观效果来说，家庭的利益教育、父母的为孩子拼和带着孩子拼，学校的应试教育，也是一种育人的方式，产生的也是育人的结果。只是，这样的育人教育是与传统的、科学的育人教育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性质上，都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同向的，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若真的有年轻父母想通了，不再为孩子拼了，要用育人的理念去培育自己的孩子了，那么就会立刻遇到一种非常现实的问题：该怎么去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育人的家庭教育？该对孩子进行些什么内容的育人家庭教育？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对这些年轻父母来说，育人的家庭教育就可能是一种空白，就会陷入没有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状况。如果家庭的育人教育真的处于了这种空白状态，那么，如果年轻父母不想使自己的家庭教育成为无有的家庭教育，成为对孩子放任自流的家庭教育，他们就可能又会重新接受“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的意识，又回重新回归到为孩子拼的状况。这样一来，就一切都依然如故。
因此，国家应该出来编写适应现代社会的、体现民族传统的、符合科学精神的家庭育人教材或读本。当然，这样的教材和读本，更应该是由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来写的，那国家就应该鼓励、支持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去编写这样的教材和读本，来促进和推动我们民族的家庭育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让我们民族的家庭育人教育得以复兴。
我们说过，一个人一直接受应试教育的人在成人后，以怎样的状态存在（如，是以存在着八种负面存在状态的状态存在，还是以好人好公民的状态存在，）是取决于他是否能补上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是否能补上将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人的做人的基础的。而国家推动家庭育人教材和读本的编写，实际上就是使成人去补上由于家庭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而缺失的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和基础。道理很简单，当年轻父母用这样的教材或读本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他自己必然要先行学习这一教材或读本。因此，这一学习的过程，既是年轻父母为教育孩子所做的准备，也是使对自己在做好人做好公民方面欠缺的后补。比如，年轻父母要教育自己的孩子遵守交通法规，他就得先行知道交通法规和先行遵守交通法规；再如，年轻父母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尊重他人，他就先要从教材和读本中知道什么是尊重他人和怎样尊重他人……。这就是成人的补上由于家庭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而缺失的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和基础的过程。
——关于变革学校教育为以育人为宗旨的教育，以构建合理的教育形态。
我们知道，教育是存在一个系统的，这个系统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大基础性教育共同构成的。而家庭教育是怎样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是怎样一种教育，社会教育是怎样一种教育，这种三大基础教育之间是协调的，还是相互掣肘相互冲突的，这种教育系统具有怎样的教育效用，这种教育系统产生的是怎样的教育结果，则构成了一种教育形态。
可以说，教育形态是多样性的。如：
由家庭的利益教育+学校的应试教育+育人的社会教育，构成的是一种教育形态；
由家庭的育人教育+学校的应试教育+育人的社会教育，构成的是一种教育形态；
由家庭的利益教育+学校的育人教育+育人的社会教育，构成的是一种教育形态；
由家庭的育人教育+学校的育人教育+育人的社会教育，构成的是一种教育形态。
如果再把宗教教育、不科学不合理的社会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加到教育形态的构成中去，还可以形成更多类型的教育形态。
显然，在上述的前三种教育形态的内在中，这三大基础教育是必然会发生相互冲突相互掣肘现象的，是不会产生好的教育效用和教育效果的。
而最理想的教育形态，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能够用“育人”这根线串联起来，使这三个基础教育能够同步行动并产生联动效果的教育形态，也就是我们上述的第四种教育形态。
而现实则是，对社会教育来说，国家主导的是育人教育（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存在着国家主导的育人的社会教育外，还存在形形色色的不是育人教育的社会教育，如很不健康的网络直播，行使的就是与国家主导的育人教育完全不同的社会教育。再比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所披露的对侯亮平的儿子进行了有效洇染的社会教育，就是与国家主导的育人教育完全不同的社会教育。还有那些不良的电子游戏，那就是直接地毁灭少年儿童和民族文化了。而那些类“奥数”培训班、那些针对少年儿童的外语强化班，就更是非育人的社会教育了。）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还仍然是以利益教育和为孩子拼（实际上拼的也是应试教育）的教育为主流的。
因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的教育形态就仍然是社会的育人教育+不良的和非育人的社会教育+家庭的利益教育+学校的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形态。
这种教育形态中的三个基础教育产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效果。
国家主导的育人的社会教育，是让公民成为有良好道德的公民，成为有文明素质的公民，成为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人，成为在良好道德基础上全面发展的人。
而家庭的利益教育，产生的则是让孩子们趋向于向自我为中心发展、向牛角利益人发展、向心智不成熟发展、向丧失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发展。
而应试教育产生的结果，是在发挥排它作用的同时，使学生向暂时的具有超强记忆力和记忆容量发展（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说“暂时的超强记忆力和记忆容量”，是因为学生们表现出的超强的记忆力和记忆容量，在他们完成高考后，就会有显著的改变——他们的超强记忆力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他们曾经记忆的饱和单性知识就会被抛弃掉很多。）是让学生去储存超饱和的单性知识，是应试教育通过发挥排它作用而导致学生不具备“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对人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思想的创造来说尤为重要），导致学生不具备能够成为做事业做栋梁人才的种种条件——毅力，志向，品质，抱负，兴趣爱好，承受挫折的心理，协作精神，远大的理想目标，爱国精神，等等，等等。（相比之下，孩子们在未成年时期通过育人教育所能具备的做好人做好公民的那些意识、素质、素养、品质，那些能够使他们成为做事业人才的条件，那些能够使他们成为国家栋梁的基础，以及由这些存在、条件、基础而养成的行为习惯，由于已经与他们的身体和大脑揉为了一体，也就不会被他们轻易地忘却和抛弃，而是会陪伴他们终身的，是会让他们终身受益的，是会让国家和民族得益的。）
在这样的教育形态中，这三个基础的教育是各行其事的，是会相互掣肘的，是会严重影响国家实施的育人社会教育的效用和效果的。
假设，我们的年轻父母们能够摒弃利益教育，能够做到不再为孩子而拼，而开始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育人的家庭教育。这样一来，国家主导的社会教育和家长们的家庭教育就统一了，就一致了，可我们的学校却仍然进行的是应试教育，那构成的教育形态就是我们上述的第二种教育形态。这样的教育形态又能不能够使年轻父母的育人家庭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呢？又会不会继续影响国家主导的育人的社会教育的效用呢？当然会的。显然，这样的教育形态会对年轻父母对孩子进行的育人家庭教育的效果是会产生不利影响作用的，甚至是会让年轻父母回归到家庭的利益教育去的，是会让年轻父母重新为孩子而拼的。
所以，我们的社会必须形成用“育人教育”这根线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串联起来的教育形态，才能产生最好的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教育效果。
这样，国家就应该对学校教育进行大变革。把学校的应试教育变革为育人教育，以形成育人的家庭教育+育人的学校教育+育人的社会教育的教育形态。让家庭的育人教育能够使孩子从小产生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感性认识；让育人的学校教育能够使学生从小到大不断地增加做好人做好公民的知识和条件，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不断长大的学生们的做人的基础，使不断长大的学生们不停地增加丰富能够做事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使国家主导的育人的社会教育能更丰富多彩，更能接触人触碰人，使公民们能积极地融入社会。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形态，是能够产生最好效用和效果的教育形态，是能够让更多的家庭回归育人的家庭教育的教育形态。
——关于制约和铲除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教育
我们说过，我们社会中的社会教育，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育人的社会教育。但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健康的、不合理的、不良的社会教育。如，不良的网络直播，不良的电子游戏，对应试教育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奥数培训一类（包括外语培训）的社会培训，教师的创收行为，等等。有这样的不健康的、不合理的、不良的社会教育存在，它也会成为社会教育形态中的组成部分，成为合理的教育形态中的污点。就会对我们的孩子和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作用，就会影响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育人教育的效用。国家就应该去发现和铲除这些形形色色的不健康的、不合理的、不良的社会教育，就应该以法来规范和制约社会教育，以此来保障育人教育的顺利推进，来保障育人教育和贯穿育人教育的教育形态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关于改革重点大学招生录取制度
说到大学的高考录取制度，这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盛行的高考加分录取制度。曾经盛行的高考加分录取制度现在已经基本被废除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制度会被废除？是因为高考加分录取制度为不正之风、为潜规则、为违法乱纪、为非法的市场行为留下了太多的空间。还因为，相对于高考的裸分录取制度，高考加分录取制度是一种破坏公平的制度。
看来，在高考录取制度中，公平是及其重要的，公平的原则是必须坚守的。
那么，高考裸分录取制度虽然相对于高考加分录取制度是公平的，但相对于高考录取制度是不是公平的呢？相对于重点大学的录取，又是不是公平的呢？甚至，相对于重点大学的定位来说，高考裸分录取制度又具不具有合理性呢？
这涉及到对一般大学和重点大学的定位问题。
我多次说过，教育最终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一种是能做事的人，一种是能做事业的人。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教育除了培育能做事的人外，除了培养能做事业的人外，还应该培养能做大事业的人，能培养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根据教育的这样两种客观存在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大学作以下的定位：对一般大学来说，它是培养能做一般的劳动者不能做的事的人的，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农艺师、会计、股市经纪人、公务员……，是为大学生培育能做事业的品质、素质和能力的。而重点大学是为国家培养能做大事业的人才的，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重点大学是培养做事业的人才的，是培养做大事业的人才的，是培养国家栋梁的，丝毫不意味没有接受重点大学教育的人，就不能成为能做事业的人，就不能成为做大事业的人，就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应该说，任何人只要具备做事业、做大事业、做国家栋梁的品种、素质、条件、能力，经过自身的努力，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的。同样，我们说重点大学是培养做事业的人的，是培养做大事业的人的，是培养国家栋梁的，也丝毫不意味着经过重点大学培养的人，就一定可以成为做事业的人的，就一定可以成为做大事业的人的，就一定可以成为国家栋梁的。而只意味着，经过重点大学学习的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具有较大的概率。因为只是一种概率，所以，经过一般大学培养的人，肯定都能成为能做事的人，但并不都能成为能做事业的人。经过重点大学培养的人，成为能做事业的人的几率是多少，则是取决于大学自身的办学宗旨和水平的。同样，由重点大学培养出的能够做大事业的人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的几率是多少，也是要取决于重点大学自身的办学宗旨和水平的。因此，给大学定位，与经过大学学习的人能够成为怎样的人，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那么，大学的定位与高考录取的公平有什么关系呢？
这有涉及到教育本身的宗旨问题，教育应该和能够教人以什么的问题，高考录取对象应该具备怎样的基础、条件、素质、品质的问题，以及重点大学应该招录怎样的学生的问题。
关于教育的宗旨。
教育一定是有宗旨的，不论这一宗旨是人的清醒意志的宗旨，还是客观效果所体现的宗旨，这个宗旨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说，教育的宗旨是可以从教育目的来体现的。
就我们民族长达几千年的教育历史来说，虽然在很多书生和他们的父母的意识中，“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他们想通过教育达到的目的，但对整个民族来说，对构成教育形态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社会教育的目的来说，则是教人勤劳节俭、教人弃恶从善、教人做好人、教人敬老爱幼、教人孝敬长辈，教人仁义忠孝、教人知礼行礼，教人知恩图报，教人讲良心讲仁慈，教人远亲不如近邻，教人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而这些教育内容体现的就是教育的宗旨，而这样的教育宗旨只能通过育人教育来实现。
改革开放后，由于培养人才的急需，也因为“文化大革命”对育人教育的阻断作用，我们的教育趋向于了应试教育（这里，我们还要多说几句。我们社会的教育之所以趋向于了应试教育的发展，或许也与“历史的不清晰”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里的历史的不清晰表现为：一是，人们不知道我国国民的道德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蜕变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人都在愚盲的状态下做过不道德的事，甚至做过反人性的事，但那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做出的。当“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条件不存在后，人们的道德就又会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这真的是可以从那时的现实中、从那时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反映的。人们也就以为，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社会的和人的道德状况，会永远是我们社会的中道德状况，是不会发生蜕变的；二是，因为没有人对教育进行过研究，虽然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育人教育传统，虽然新中国时期也一直在进行着育人教育，但却是没有“育人教育”的概念的，没有教育的类别划分的，也就没有应试教育的概念，所以当实际发生了由应试教育的滋生、应试教育对育人教育的排斥、应试教育取代育人教育的状况时，人们是感知不到的；三是，当人们用“教育”来把应试教育与育人教育看作是同一的东西时，是丝毫没有对应试教育的危险性——特别是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危险性——的认知的，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警惕性；四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就根本认识不到应试教育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影响作用，就认识不到应试教育对整个国民、对整个民族所具有的危害性，认识不到应试教育会间接地、直接地导致人的道德和社会的道德的蜕变的，应试教育也就产生了它所能产生的一切恶果。这些恶果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现在不得不承受的、不得不品尝的恶果。所以，历史的不清晰，也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教育涉及的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应试教也走完了滋生→发展-普及-系统化→异化极端化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应试教育已完全取代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形成育人教育。同时，利益教育已经普及到了几乎所有的家庭。
育人教育有它的目的和宗旨，同样，应试教育和利益教育也有它的目的和宗旨。而且它的目的和宗旨还很复杂。对国家来说，是希望通过应试教育让受教育者掌握足够多的单性知识，并由此而成为人才（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国家完全是根据他学习经历的长短、学历的高低、知识容量的多少、职称的高低来决定的），以服务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对家庭来说，就是进所谓的好学校，就是上大学，就是能上重点大学；对中小学来说，就是授予学生以单性知识，使学生暂时处于知识的饱和状态，暂时处于超强记忆状态，然后能考出高分，能提升学校的升学率和高考录取率。这样，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说，都需要把孩子和学生的全部时间，或者是能够最大程度利用的时间，都用来进行单性知识教育。（这也就在客观上必然产生对育人教育的排它。）
无论是育人教育，还是应试教育，都必然是要作用于人的，是会把人创造成为一种特定的存在状态的。人以什么状态存在，则是取决于教育教给人的是什么和教育没有教人以什么的。
就我们民族历史中的教育来说，大多数老百姓接受的是家庭的育人教育和社会的育人教育（社会的育人教育体现于口口相传的文化，体现于戏曲、说书这样的文化，体现于民俗文化），而接受私塾教育的人则极少，更不可能接受后来才有的科学和文明的教育。因此老百姓就是以恪守“守”（这里的“守”既包括对人性中的美好的东西的守，也包括对封建礼教的守）的状态、保守的状态和愚昧无知的状态存在的。（又正是老百姓们是以这种对“守”的恪守的状态存在的，所以犯罪率很低。）
就我们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通行的应试教育来说，绝大多数受教育者接受的都是单性知识的教育。由于应试教育必然具有的对育人教育的排它作用，也就缺失了育人教育，缺失了育人教育可以教给人们的东西（如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些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意识、人文素养、文明意识、科学思想。）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体操运动中的“体操单项”这一词汇来说明应试教育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那就是，应试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朝向“单项冠军”的方向发展的。对很多的人来说，他们又很难自行去补上那些原本应该通过育人教育所能具备的东西。于是，接受应试教育的人们就是以特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特有的状态表现为，在高考前，高考生们是以具备饱和知识状态和超强记忆状态存在的。而在高考后，则是以抛弃曾经的饱和知识和放弃曾经的超强记忆的状态存在的。无论是对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还是对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他们又都是或多或少地、或轻或重地以八种负面状态存在的。（这八种负面存在状态为：自我为中心状态，缺失基础道德和人文素养状态，绝对自由状态，牛角利益人状态，缺失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的状态，心智不成熟状态，对恶俗的承袭、泛用和创新的状态，将“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固化于心和缺乏“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及科学的思维方法的状态。）
而对应该存在的现代育人教育来说，在孩子和学生的整个生长过程中，授予他们的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确切地说，应该是我曾经说过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是知识方面的内容，而且是能够灵活掌握的知识方面的内容；二是体现在身体、艺术、文化、技能等素养方面的内容；三是体现在做人、做事业、做栋梁的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素质、品质、道德、精神等等内涵方面的内容。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借用体操运动中的“全能项目”这一词汇，来简练地说明现代育人教育所授予受教育者的内容，那就是“全能项目”。不过，为了叙事的方便，我们这里所说的“全能内容”，主要是对第一和第三方面的内容而言的。）这就要求把孩子和学生的学习时间分成两个部分，以分别用于知识的教育，和做人、做事业、做栋梁的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素质、品质、道德、精神等等内涵方面的教育。当受教育者是这样来接受教育时，那接受过现代育人教育的受教育者就是朝向“全能冠军”的方向发展的，就是以“全能冠军”的状态存在的。
如果说，教育对人的朝向“全能冠军”或“单项冠军”的培育，既是一种教育宗旨，也是一种教育模式的话，那么既然我们讲到了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教育，讲到了我国古代社会所表现的人的存在，讲到了民国时期的教育，讲到了民国时期大众的存在，讲到了民国时期培养出的以钱学森和邓稼先为代表的国家栋梁，讲到了现实的教育，讲到了现实中的高考生的存在状态，讲到了我国社会中的高端人不能向做大事业的高端人才转变的状态，讲到了大众人普遍存在的八种负面存在状态，我们就可以据此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捋一捋，或许可以得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符合规律性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
一·在教育是朝向以培养“单项冠军”为宗旨、为模式的状态时，会出现人的两种存在状态。
一是，当教育是以家庭的育人教育和社会的育人教育为主，而缺失知识和文化的教育时，培养出的人就像民国及其之前的历代那样，是恪守（传统意义的）“守”、但却是保守愚昧无知的大众人。
二是，当教育是以教授单性知识的应试教育和利益教育为主，而缺失育人教育时，一方面培养出的人是普遍存在八种负面状态的大众人，另一方面培养出的则是能做事的人，是处在高端位置上的高端人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
二·在教育是朝向以培养“全能冠军”为宗旨为模式的状态时，一方面培养出的是有知识、有文化，并恪守现代意义的“守”和以素质和文明体现的大众人，是好人好公民的大众人，是将做好人做好公民作为自己做人的基础的大众人。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大众人的基础上，产生出无数个能做事业的人，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像钱学森和邓稼先那样的能做大事业的、成为高端人才的和成为国家栋梁的人。
捋出这样的符合规律性的真理，我想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教育形态，就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晰的问题了。
那么人接受怎样的教育，人因为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而成为了怎样的人，与高考录取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关系很大，也很重要。
这关系到的是重点大学招生录取中的公平问题；关系到的是重点大学的教育是否与其定位相符合的问题；关系到的是国家、社会、民族发展的问题；
我们说过，应该对一般大学和重点大学以不同的定位。一般大学是用来培养能做事的人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一般大学就无须培养学生的能做事业的条件和能力。也丝毫不意味一般大学中的大学生在成为能做事的人后，就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能做事业的人的，更不意味着一般大学的大学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做大事业的人和国家栋梁的人的。）所以，对一般大学的考生录取来说，裸分录取虽然也是不公平的，但可以是与其定位相符合的，更是与长远的发展（即，社会的发展将满足所有的想上大学的青年能够上大学的愿望）相适应的。
但是，仍将裸分录取大学生的制度，用在重点大学的招生录取上，则是很不公平的，是非常不公平的，是严重不公平的。
这与重点大学的定位密切相关。重点大学的定位是什么？就是为国家培养能做大事业的、能成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当然，如我们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重点大学的这一定位，丝毫不意味着重点大学的学生注定就都是能做大事业的，注定就都是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但是，因为重点大学具有培养做大事业和国家栋梁人才的更好条件，因此它们能够培养出的能做大事业的人、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的可能性应该大一些，概率大一些。而且，国家也必须从社会和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这样来要求重点大学。那么，重点大学能不能发挥出与它的定位相符合的功能作用呢？这里就存在两个几率问题。
我们说过，经过不同教育的人（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大学生），是以不同的状态存在的。如，接受应试教育的人们在高考前，高考生们是以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存在的，是以具备饱和单性知识状态和超强记忆状态存在的。而在高考后，则是可能是以厌恶学习的状态存在的，是以抛弃曾经的饱和单性知识和放弃曾经的超强记忆的状态存在的，甚至是以像泄了气又打不进气的皮球那样存在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考生称之为“单项冠军”式的考生）。无论是对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还是对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他们又都是或多或少地、或轻或重地以八种负面状态存在的。而对接受应该存在的现代育人教育的人来说，则是以“全能人”状态存在的。那么，对这样两种存在状态的考生来说，什么样的考生更容易成为做大事业的和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呢，或者说什么样的考生成为做大事业的和做栋梁的高端人才的几率更高呢？显然是后者。如果重点大学录取同等数量的这样两种考生进行培养，那他们都有可能留在和处在上层社会中而成为高端人。但是，他们中的哪种考生能够成为做大事业和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比例更大呢？显然还是后者。那么重点大学要想实现它的定位所赋予它的使命，要想为国家提供更多一些的高端人才（而不是高端人），则更应该录取那种考生呢？显然也是后者。因此，如果重点大学就这样持续地大量地把“单项冠军”式的考生招录进去，从而影响到高端人才（而不是高端人）的培养，或者是只能培育高端人（这样的高端人中，有一些人或许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是在浪费重点大学的资源吗？！不是在辜负国家对重点大学的期望吗？！或许，这也是正是产生钱学森之问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高端人”，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一些教授式的高端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行进在这样一种轨迹上：上班了→开车到大学城→上课了夹着教材或装上电子课件上课→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熟悉和不熟悉的学生照本宣科→下课了夹起教材收起课件走人→下班了开车回家。余下的时间就去想方设法（含不择方式、不择手段）谋个一官半职，想方设法（含不择方式、不择手段）弄个研究课题，想方设法（含不择方式、不择手段）发表论文，想方设法（含不择方式、不择手段）戴上高级职称帽子，然后就到此为止了。这样的人，关于自己的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去做了，什么也都得到了，就是想不到去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点什么。这样一些处在大学位置上的人，到底是高端人才呢，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高端人呢？而这样的人，年龄一般都在35—55岁之间，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完整地接受了应试教育和家庭利益教育的几茬人。正是因为完整的应试教育所具有的排它作用，使自我为中心因子、趋利因子、不辨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因子牢牢地植入了这几茬人中的很多人的头脑之中，使这些人除了想到和为了自己、除了想到和为了利益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就再也想不到了什么了。所以当他们的为了自己、为了利益的目的达到后，必然到此为止了。而他们的很多人就是在有了高学历后，很自然地留在上层社会中而成为了高端人的。
与应试教育将人造就成为这样的高端人不同的是，使人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育人教育则可能会造就出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像钱学森那样的具有爱国情怀和民族根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就一门心思想的是为国家、为民族去做大事，并成为国家的栋梁。另一种是虽然爱国情怀和民族根基不如钱学森那样深厚，但却有着好奇之心、有兴趣爱好、有追根究底的韧性、有问题搞不明白不回头的劲头、有探求真理的精神、有把把事情搞明白当作“好玩”的人，这样的人无论能不能不进入上层社会，能不能成为高端人，他们都会去做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那些要搞明白的事情，是那些属于真理的事情，是那些兴趣爱好的事情，是那些“好玩”的事情。而这样的人如果能够进入上层社会，有了把事情搞明白、做成功的机会和条件，他们或许就会成为高端人才的，甚至是会成为国家栋梁的。这样的人，即便他们进入不了上层社会，即便一次又一次地不成功，他们也还是要去做那些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利益的事情的。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同于那些身在上层社会中的除了想到和为了自己、除了想到和为了利益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就再也想不到了什么了、当他们的为了自己、为了利益的目的达到后必然到此为止了的高端人的。如果这样两种人在上层社会中能够多一些，那么他们中的能够成为高端人才的人、甚至是国家栋梁的人，也就必然多一些。具体的就是诸如优秀的科学家、卓越的政治家、杰出的学者（或曰思想家）也就多一些。
由于社会必然是由上层社会、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构成的（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层次，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是趋于未来，就越是没有了社会的差异、性质的差异，而只有自然的差异），除非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管理阶层真正成为了社会的公仆群体时，社会才不再有阶层、层次这样的差异。因此，在存在社会层次的状况下，必然会有人的群体来构成这一上层社会，这些构成上层社会中的人们也就在客观上成为了高端人。比如，在奴隶制社会，上层社会就是由奴隶主家族构成的；在封建社会，上层社会就是由皇室家族、贵族、官吏构成的；在自由资本社会，上层社会是由大资本家及其家族、国家机构成员、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构成的；对我国来说，在一个时期里，上层社会是由打下江山的革命家、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物、知识分子构成的。而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高端人，这是一种必然会存在的高端人，是与高端人自身的存在状况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比如，对现代社会来说，无论存在于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人是为国家需要的做事业的人、做大事业的人和国家栋梁的人，还是只为自己的人、干不了什么事的人、混日子的人、或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会存在于上层社会中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状况社会的存在是由高端人的状态和他们的行为决定的，是由他们来体现的。比如，对奴隶制社会来说，由于那时的社会还没有产生人性、人道的观念，人还依然存在着动物的那种自然性的杀生的本能，因此组成上层社会的奴隶主这样的高端人，就决定了奴隶制社会是一种极为残忍的社会。再比如对现实的我国来说，如果社会中的深谙潜规则的、热衷于搞团伙拉关系的、喜欢搞不正之风和腐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高端人多一些，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腐败、潜规则、复杂关系、趋利盛行的社会，成为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不明确的社会；反之，如果我国上层社会中具有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志社会进步发展的、坚定地进行突破性改革的、钱学森那样的、焦裕禄那样的、创造为民众所欣赏的先进文化的、能够成为共产党诤友的高端人才多一些，那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朝向真正的本质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非常明确的社会，就是一个清明廉洁的社会，就是一个风气良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各方面都能朝向正向发展而且是能够快速发展的社会。说到高端人和高端人才的差别，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机构的前后两任院长，应该都属于高端人范畴。前任院长只能对这一国家机构进行维持意义的管理，而且事故频发。而后任院长则每年都能推出新的管理措施，而且把现代电子科学技术融入到机构的发展中去，使这一国家机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好的发展，展现给人们的是这一国家机构的面貌一新。对这两任院长来说，前任院长就只是个高端人，而后任院长则体现为是高端人才。
高端人和高端人才的区别还在于，占据了上层社会高端位置的高端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的。首先，一个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人占据了一个高端位置，成了高端人，就产生了使能够有作为的人不能处在这个高端位置上的作用，就间接影响了与这个高端位置相应的事业的发展。其次，如果占据了高端位置的高端人是个有一定权力的人，他所能发挥的最好作用，也就是维持与这个高端位置相应的事业，而他所能发挥的不好的作用，则是导致与这个高端位置相应的事业的衰落和倒退，就如我们上述的那个国家机构的前任院长那样。而高端人才就完全不同了。高端人才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成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发展的推动者，甚或成为国家的栋梁，如那些为国家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高端人才，如我们上述的那个国家机构的后任院长。这足见教育培养高端人才而不是高端人的重要意义。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成为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人呢？这也是取决于社会的。对现代社会来说，更容易成为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人的，就是那些接受过长期教育的人，接受过重点大学教育的人，经过自身努力奋斗而为社会认可的人。对我们的现实社会来说，更容易成为高端人的，往往是那些从小接受家庭利益教育后，又努力地刻苦地接受了完整的应试教育，并最终接受了重点大学教育的人们。这样一个人的群体确实是很容易很自然地留在和处在高端位置上的（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很多的经过自己努力奋斗而进入上层社会和成为高端人的人。）但是对很多的通过家庭的利益教育和学校的应试教育而留在上层社会中的高端人来说，是难以完成高端人向高端人才的转变的，或者说不能实现高端人向高端人才的质变的。这些被应试教育和家庭利益教育培养成了的高端人，又会去用应试教育培养、或用他们的处世哲学去影响一茬又一茬的大学生。这样，我们的国家能出做大事业的人才吗？又能出国家需要的高端人才吗？在这样的状况下，钱学森之问就出现了，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下的关系，即上层社会中的能容纳高端人的位置是相对恒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位置是不可能无限地扩展的，而只能就是那么多。这样一来，如果高端人（如我们所举的那种已形成了固化轨迹的教授，和那位国家某一机构的前任院长）占据的位置多了，那么留给做大事业的人、高端人才、国家栋梁的位置就相应地少了。如果高端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位置，如果这些高端人又不能自行补上做好人做好公民的条件，不能使做好人做好公民成为自己的做的人基础，因而不能完成高端人向高端人才的转化或质变，那就没有可能成为做大事业的人、高端人才的人、国家栋梁的人的位置了。这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当然只能意味着所有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些高端人还进一步退化蜕变，那社会也就会随着他们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所在了（科研水平低，表现在创有的、独创的、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太少；学术水平低，表现为在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中，几近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观点、哲学概念和思想体系。）原因就在于在额定的高端人的总量中，像潘建伟、施一公、饶毅那样的高端人才太少了。（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在很多技术领域是与世界同步的，甚至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国在技术领域的这种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同样是由高端人才来完成的，他们应该是一批人数众多的高端人才。这说明的是，在我国技术领域，能做大事业的、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是为数不少的。但是，科学和技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国在技术领域所显示的高水平、甚至是超高水平，是不能用来等同于科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而我国科学水平的不高和学术水平的不高，说明的是，在科学和学术领域，能做大事业的、能成为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却又是非常之少的。）
按照现在的裸分录取考生的制度来看，趋向于“单项冠军”发展的和趋向于“全能冠军”发展的两种考生，哪种考生又更容易被重点大学录取并最终留在了上层社会而成为高端人呢？显然是前者。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公平问题，如如何体现重点大学的定位问题，如重点大学如何满足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需要问题，如社会因为高端人的存在状况而产生的社会存在问题……。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那些把几乎全部时间（如，从小就用在类奥数培训中的时间，用来做大量作业的时间，用在高考工厂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单性知识的学习，而且表现为是死记硬背的学习，因此很可能欠缺做人、做事业、做大事业、做国家栋梁的基础、条件……的朝向“单项冠军”发展的高考生，因为能考出高分，是更容易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而那些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使自己具备做人、做事业、做大事业、做国家栋梁所需要具备的基础、条件、素养、品质、精神……，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做大事业的、做国家栋梁的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考生，却因为考出的分数相对低一些，而不能被重点大学录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从国家和民族角度来说，不能把趋向于“全能冠军”发展的人，并可能成为高端人才和国家栋梁的人招进重点大学，使他们成为高端人才，则是一种损失。从重点大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培养这样的人，则是资源的浪费。（想想也是，那些原本应该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做大事业的人、能成为高端人才的人、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的重点大学，却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或者说培养出的只有屈指而数的这样的人，反而培养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作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高端的人，真的是重点大学资源的浪费。）所以，国家应该把更多的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青年招录到重点大学中进行培养。
这种对朝向“全能冠军”发展考生的不公平，是否会影响到重点大学目标的实现呢？是否与重点大学的定位不相符合呢？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对高端人才（而不是高端人）的需要呢？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对一般大学来说，由于高考招生制度中的加分制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极易导致腐败的，因此应该被改变，以回归公平，对此采取的措施就是在高考录取中，取消加分制，重新实施裸分录取制度。可是，这种能够在一般大学显示公平的裸分录取制度，对重点大学的招生录取来说，却是极不公平的，是会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那是不是也应该加以改变呢？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改变呢？这个方式应该是与加分制截然相反的减分制。
什么是减分制？就是在重点大学的新生录取中，不论是对参加国家考试的考生，还是参加大学自主招生的考生，凡是从“高考工厂”出来的考生，一律从高考分数中减20分，甚至是更多的分。而对凡是参加过类奥数培训（包括外语培训）的考生，一律从高考分数中适量减分，参加类奥数培训的时间越多，从高考分数中减去的分数也就应该越多。（或许，这在从“高考工厂”中出来的高考生、被减了分的高考生和对他们施教的学校、教师、家长来看，可能会认为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会认为，我们及我们的考生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考出的分数就这样被减掉，太不公平了。但是，他们也应该想想，那些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高考生，他们关注社会接触社会，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博览群书，他们在不断地独立思考，他们动手能力强，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他们让自己有好的身体状态，他们难道不努力吗？他们不是更为国家所需要的吗？他们的努力被分数否定掉，这公平吗？）
在重点大学的考生录取中实施这种减分制，应该是与考生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以怎样的存在状态存在是相适应的。由于接受应试教育的考生是朝向“单项冠军”的方向发展的，是以“单项冠军”（这里的“单项冠军”不是单指“高考状元”的，而是指所有的只进行单性知识学习的考生的）的状态存在的（如，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暂时的超强记忆，暂时的单性知识的饱和储存），又极可能会是以“单项冠军”的后状态（如，厌恶继续学习，缺乏学习的动力，缺乏科学的学习方式，等等）存在的，是不符合重点大学的录取要求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减分制来减少这样的考生录取的几率。对“单项冠军”考生的高考分数减分，相对来说就是对朝向“全能冠军”发展的高考考生的加分，就可以提升他们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几率，而他们就应该是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对象。如此一来，重点大学的考生录取制度，就趋向于了公平，就能提升重点大学培养出做大事业、做国家栋梁的高端人才的几率，就能使我们的教育重现民国时期培养高端人才的景象，就能满足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需要。因此，以减分制度实现重点大学在考生录取中的公平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了，如果在重点大学招录中实行减分制，就应该对重点大学招录的考生进行公示，以接受社会的监督，这也应该是体现重点大学招录公平的措施。
要想通过减分制来实现重点大学录取考生的公平性，并满足国家对培养高端人才（而不只是高端人）的要求，就要对学生参加类奥数培训（含外语培训）的情况有准确的了解，就要对类奥数培训的教育机构一律登记注册，对不登记注册的类奥数培训机构一律视为违法，并一律取缔。对参加类奥数培训的孩子和学生也应该一律记录在册，并输入到大数据库中。同时，要对“高考工厂”类的学校进行准确的甄别。对在“高考工厂”就读的高中生，也应该输入到大数据库中。这样的大数据应该被纳入到高考录取系统中去，成为高考录取中的数据组成部分。（不过，对于那些被迫参加教师私设补课班培训班的学生，应该不在记录在册之列。但对于私设补课班培训班和私自去类奥数培训班授课的教师，则应该像反腐败那样加以严惩，直至取消其教师资格。）
在重点大学的招生录取中，实施减分政策可以充分实现公平性。但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公平性上，不仅体现在能够体现出重点大学的定位上，不仅体现在满足国家对高端人才的要求上，而是可以引起一系列巨大连锁反应的。如，引起社会教育的大洗牌，使社会教育机构向强健孩子的身体、增加孩子的艺术素养、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培养孩子对技术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组织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等等方面转变（当然，对这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国家应该进行监督和检查，以防止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教育机构的在暗地里进行类奥数培训的行为）；可以促使“高考工厂”式的学校向育人教育转变，并带动学校教育整体性地向育人教育转变；促使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人们——教育官员、校长、教师、家长——改变 “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教育就是只教单性知识的教育”的几近固化的错误观念；引起“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好学校，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要上重点大学”这种统治意识的崩溃；引导那些趋向于“单项冠军”发展的高考生和他们的家长能理性地填报志愿，以选择一般大学为宜，而对趋向于“全能冠军”发展的高考生，则起着鼓励他们去报考重点大学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对想上大学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以一种正确的导向，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朝向“全能冠军”方向发展；继而有利于国家创有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利于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整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整体性提升；甚至，引起高端人才的产生能像民国时期的教育产生高端人才的那样的几率产生高端人才（如果真的能够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得了了。确实，在民国时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真的是为数不多，却培养出了那么多杰出人才。如果照这个比例来计算，那现在我们得培养出多少杰出人才呀。当然，现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按照民国时期的比例来出现杰出人才的。但至少应该出这样的人才呀，至少不应该产生钱学森之问呀！）；继而引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加速度。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复兴中的盛世的复兴，国强的复兴、民富的复兴、文明的复兴，更是人的复兴。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能够有力地推动将育人教育贯穿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形态的构成。而这一教育形态的构成，就又会反作用于党和国家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战略布局中的各项工作的推进，就能使国家的关于人的发展战略得到更好地落实。这样，我们就从这里的结尾，又回到了本文的原点。
重点大学招生录取中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难道还不值得的一试吗？彰显不公平的高考录取加分制，导致了无数腐败的高考录取加分制，为不正之风增添了新的内容的高考录取加分制，都制度化地运行了二三十年，那么可以导致重点大学在招生录取上彰显公平的、并且可以产生一系列良好社会效益的招生录取减分制，或许是可以试一试的。
本书稿有助于改变一种统治人们意识的统治意识，有助于教育的向正向的回归，有助于培育技能型、事业型和栋梁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