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文章通过对能做事和能做事业的分析，提出了能做事业者为人才的观点。

目录：

我们的社会急需改变传统的人才观

2016年5月20日—5月28日

前言。

这是讲人才观的文章。但是将这篇讲人才观的文章放在自己的“论现代社会”的栏目中，还是放在自己的“论教育”的栏目中，还真的是一件挺纠结的事。按理说，无论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是一种传统的人才观，还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具有的是合理的人才观，它都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存在，因此这篇文章理应放在自己的“论现代社会”的栏目中。可是，无论是传统的人才观，还是应该具有的合理的人才观，都与教育有着关系，也都在影响着教育。而且，这种与教育有关的人才观，还可以与与教育有关的其他问题，组合成关于教育的完整系统问题，亦是对自己以往往的对教育论述的补充，这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基于这样的理由，决定将这篇文章放在自己的“论教育”的栏目中。就这么做吧。2016年5月29日注

以下为正文

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说：“要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资历。”这番话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人才观。显然，这种人才观是不同于我国现存的、并且是主流的、具有主导作用的、甚至是统治作用的人才观的。

那么，我国现存的、并且是主流的、具有主导作用的、甚至是统治作用的人才观是一种怎样的人才观呢？就是如我在《中国教育的演变史》中所揭示的那样，表现为：记忆已知单性知识能力强、记忆已知单性知识容量多者为人才的人才观；是在这个衡量标准的基础上，附加上唯学历，唯论文，唯资历而形成的一种人才观。在这种人才观的主导和统治作用下，我们培育出了越来越多的记忆已知单性知识能力强、记忆已知单性知识容量多人，培育出了越来越多的学历高、论文多，甚至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见习

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的人才。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人才观，是因为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时，还没有关于人才产生规律的理论思想来告知人们真正的人才应该是怎样的，真正的人才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由于那时人们的意识都还认为我们的公民天生地会成为合格公民；是由于那时人们还始终认为我国从二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体制是合理的体制；是由于那时人们以为我们的社会会因为国家非常地重视知识分子和人才，而会有善待人才的健康意识和社会氛围。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教育在有意无意地舍去了育人的基础、环节、条件的前提下，开始了直接地专门地培育人才的发展路径，也就在是直奔培育人才的路径的状况下形成的。

在这样的人才观主导和统治作用下对人才的培育，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就是培育出的能做事的人很多，而能做事业的人很少，能把事业做成功的人就更少了。这突出地反映在无论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各行各业来看的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寥寥上，反映在我们的社会还几乎没有能够占据世界顶端的科学成果、思想成果和顶尖人才方面。（不过，这种状况可能正在改变。）

而真正的人才，至少应该表现为：是在做事业的人，是能做事业的人，是在在做事业和能做事业的状态下，出成果出成就的人。那么，什么是做事业呢？做事业是相对做事而言的。如我在《中国教育的演变史》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即便记忆已知单性知识的能力再强，记忆的单性知识容量再多，学历再高，即便他进入了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如果他没有创新的激情，没有责任心，没有创新的成果，而只是按照他人的意志做研究，只是做他人做过的研究，那他就是在做事，而不是做事业。

即便是指导他人做事的人，即便是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的人，如果他自身也没有创新的激情，也没有属于自己想的研究课题（更不要说研究方向了），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指导他人做别人设想出的、别人也在做的事，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他也仅只是一个只会做事，而不是做事业的人才。

而对于那些如习近平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以及这些（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只仅仅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之中）表现为除了做“主事”外，还在做“别的事”“旁门的事”“歪道的事”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记忆已知单性知识的能力再强，记忆的单性知识容量再多，学历再高，资历再深，即便他们著作等‘身’却不能做到著作等‘心’的人，也只能是能做事，而不能做事业的人。

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我国形成的传统人才观支配下的人才培养的作用下，还会使人才的培养发生异化现象，产生异化的后果。这正如我在《中国教育的演变史》中所说的那样 ：由这样的人才观和培养人才的路径主导的教育，在产生记忆已知知识能力强、记忆已知知识容量多的“人才”的同时，也必然伴生另一种结果——人将离人应该具有的存在状态（如合格公民、有素质的公民、具备基础道德的公民、能表现泛爱的公民、守法守规守序守信的公民）越来越远，由此而形成一种人不该成为的负面存在状态——人的自我为中心存在状态，人的缺失基础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存在状态，绝对自由存在状态，牛角利益人存在状态，丧失辨别是非-对错-好坏-善恶本性和能力的存在状态，心智不成熟存在状态，对恶俗的承袭和创新的存在状态，将“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固化于心的存在状态。产生这种不该产生的结果的过程虽然是漫长的渐进的逐步的，但产生这样的结果却是必然的，是产生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最终达到一种显现的、膨胀的、恶化至极的程度的。如果说这种教育所产生的表现为记忆已知知识能力强、记忆已知知识容量多的‘人才’只能是少数人的话，那么在产生这样的少数人才的过程中，则必然是对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才”的人的淘汰，是必然伴生的人将离人应该具有的存在状态越来越远的人的这种结果却是会波及越来越多的人的。而这样的人，就更不是做事业意义上的人才了。

所以，我国形成的传统的人才观中的“人才”的涵义，不仅是与真正的人才不相符合的，是不符合人才产生规律的，而且是极为有害的。

如果我们把“能做事”和“能做事业”加以混淆，并以“能做事”即为人才的标准来衡量人才，那么我国每年都在培养着数百万的记忆已知单性知识能力强、记忆已知单性知识容量多的人才，而历年累计起的这样的且学历高、资历深、论文多的人才就更多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能做事”和“能做事业”的角度来衡量人才，可以说我国现行的教育只能培育“能做事”的人，而难以培育出能做事业的真正的人才。

那么，真正的人才应该是怎样的呢？真正的人才应该是那些做事业的人。如那些把活把产品做到精致的工匠；如央视《我爱发明》栏目中介绍的那些做出了优秀发明的发明家们；如那些虽然在他人的指导下、或按照他人的意志做研究的，但却能够对研究专心致志、能够用新方法做实验、能够创造新的实验工具、能够从实验中发现新的现象、能够对实验中产生的新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的人；如那些让某些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的专家们；如那些开创了新的科学和重大技术的科学家们……。虽然他们处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属于不同层次的人才，但他们毫无疑问地表现为是做事业的人才。

综上所述，所以，我们社会的人才观应该改一改了。我们不能再把记忆已知知识能力强容量大的人视为是人才了，我们不能再有把教育等同于是培养人才教育的教育观了，不能再有把所有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学历的、有职称的、有资历的人都视为是人才的人才观了，我们应该有的人才观应该是：那些表现为是能够做事业的人、那些把事业做好了的人、那些把事业做成功了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人才。

相应的是，我们应该这样看待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培育合格公民的，是培育具备基础道德的有人文素养的公民的，是培育人具备能够使人成为人才的基础条件的，是培育人具备能够使人成为人才的某些诸如兴趣爱好这些必备条件的（当然也包括使受教育者接受已知的基础知识）；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培养能够做一般的劳动者不能做的事的人的，是在巩固由中小学培育起的人所具备的能够使人成为人才的基础条件和必备条件的基础上，培养人的能够成为人才的诸如优良学风、诚信学风、团结、善听这些必备条件的（当然也包括使受教育者接受高端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不是人才，而只是准人才（即准备成为人才的人）。至于接受过教育的人（而不仅仅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终是否成为表现为是做事业意义的真正的人才，那是取决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可以使人成为人才的基础条件和必备条件的多少及其固化程度的，是表现为他们是能做事还是能做事业的，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准人才，也是如此。

由此，我们可以给做事业的人，和由做事业而表现为的人才，以一种基本的判定，即真正的人才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在自身的内在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如是合格公民这个基础，如有爱国爱民族意识这个基础，如有做事业的人格基础，如有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精神的基础，如有好的品格的基础，如具备了“自己想”的思维方式这个基础。

二是，具备一定的可以使人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一个人虽然并不需要具备所有的那些使人成为人才的条件，但必须具备某些个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爱好，兴趣，毅力，诚信，善听，团结，创新的激情和冲动，执著精神……。如若没有这些做事业的条件，人就只能是人云亦云、得过且过、图安逸而保守、或遇到困难就退却的人。这样的人或许可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但不会成为一个能做事业的人才。

三是，社会必须把“能做事”和“能做事业”加以区别，以“能做事业”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人才，有以“能做事业”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人才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在这样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的作用下，就能够把那些只会做事，和在做“主事”之外，更乐意做“别的事”“旁门的事”“歪道的事”的人排除在人才之外，而真正的做事业的人才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并得到社会的重视、重用和认可。

为此，我在《中国教育的演变史》提出：“教育培育人才与教育育人应该是可以不矛盾的，应该是可以统一的。但这应该符合一定的逻辑和规律。如把培养人才建立在育人的基础之上；如先培育好人，然后在培育出的合格公民的基础上自然地生出各种各样的人才；如在育人的基础上，对有着特殊性的人进行特别的培养；培养人的适宜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这也就是说，真正的人才是建立在一定的可以使人成为人才的基础条件之上的，是具备了一定的可以使人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的。

如果我们的社会形成了这样的人才观，将会对我们的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我们的教育就会走上育人的正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会将教育向着培育合格公民的方向发展，就会将教育向着培育人能够成为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方向发展，以为人才的大量产生奠定合格公民这一基础；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会向着巩固人在中小学接受教育过程中所培育起的人能够成为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方向发展，向着培养人的能够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的方向发展，向着培养能够使人成为“能做事业”人的方向发展。即便我们的教育最终培养出的真正的人才只能是少数人（这应该是符合人才的存在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对任何社会来说，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的，只能是少数人），我们的教育也培养出都会是合格公民，是由合格公民组成的人才赖以产生的坚实基础。当我们的教育能够确立起这样的方向时，或许就会改变目前的由教育者们讨论的更多的是如何上好教授单性知识示范课的经验、如何把人文教育素质教育内容也当作纯粹的知识来教授的经验、如何做出更为精致的课件的经验、教育刊物更多地刊载的是上述三种论文而构成的局面，而形成学校、校长、教师谈论和讨论更多的是育人教育问题的局面，是交流更多的育人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局面，是做到让文明意识现代意识在受教育者中入脑入心、立于身、行于实的局面，是教育刊物刊载的更多的是育人教育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的局面，那就会使教育成为为人才的产生奠定坚实基础的教育。这样，就会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的人才一抓一大把，而却鲜有创新成果的这种矛盾现象。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抛弃“唯学历，唯论文，唯资历”的人才观，就能够创造一个适应人才“出生”的大环境、大体制和小环境、小体制（即一个局部社会中的适应人才“出生”的环境和体制），我国就不愁出不了能做事业的人才，就会出现“能做事业”的人才、创新的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的。那样一来，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最充分地适应建立创新国家的需要，就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民族复兴的需要，就能完全“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就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还能让世界知道具有巨大创新能量的中国，知道能够站在科学顶峰和思想顶峰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改变人才观的原因所在，是我们的社会需要改变人才观的意义所在。

推荐理由：

此文有助于正确对看待和对待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