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文就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改国家用科研资金买项目的制度，为国家有科研资金买成果的制度；在基础研究研究方面，提出国家应重视科学发展规律中的先首点，把国人提出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能够有占据最先点、最原点的成就。

目录：

创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新制度新体制

2016年2月24日—3月3日

最近，本人就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发了几篇微评。这些评论如下：

2016年2月22日评“科通社:《非你莫属》欠民间科学家道歉？别扯了”

由于对昨天网络上的一篇文章很不满意，昨天虽然已发了评论，但还是耿耿于怀，于是今天把那篇评论修改补充后，再重新上传。

这篇文章实在不好，它不是鼓励中国人要有先想出来的精神，它不是在鼓励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去自己想科学问题，更不是对国人敢想的赞扬。而是通篇充满了嘲讽的气度，还承袭的是中国人不必要去先想的习惯和自我贬低精神状态，好像中国人不配、不必要、没能力去自己想科学问题似的。我们说中国社会缺乏对鼓励自己去想科学问题的社会氛围和激励机制，这篇文章就是这种社会氛围和社会机制缺乏的体现。这篇文章如果换一个角度去写，或许会好一些。

2016年2月20日评 “由心脏供能靠血液运作 微芯片人工肾脏有望使患者摆脱透析”

又是美国人先想出来的。科学的发展在于先想出来。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被“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所束缚，所以很难先想出来；其次，中国社会没有鼓励先想出来的机制，所以人们既不热衷于去先想，而先想出来的东西也很难得到公示和重视的机会。所以，即便中国人再聪明，在科学发展上，也只能跟在别人想出来的东西后面去搞（而不是发展）科学，所以很难在发展的意义上做出独创的、先创的科学和技术。

2016年2月20日评“男子回应5年前提引力波遭讽:我要把论文发出去”

这篇报道再次证明了我昨天发的评论的判断和价值。现把昨天发的评论再上传一次。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社会太缺乏先想出来的精神了，特别缺乏对先想精神的认可、鼓励和激励机制，这是我国不能占据科学和技术创造的最先点、最早点、最原点，因而不能走在科学和技术发展前列，而只能跟在别国后头搞科学搞技术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首先，国家应该广泛集纳中国人（不论是科学技术人员还是平民百姓）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具有独创性、先创性的假说、假设、设想，然后由专家进行论证（不过，应该尽量往可能性方面论证，而不是一概地进行否定性论证），然后对那些具有可能性的（但一定要是具有独创性、先创性）的项目，交由国家团队或有势力的民间团队进行攻关。即便这样的科学研究在二三十年里只有个别能够获得成功和验证，也会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就会表现为是能够占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先点、最前点、最原点的位置的，并由此彻底改变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始终如一的跟随式发展状况。

2016年2月23日评“官员揭秘科研经费利益链:国务院文件被地方抵制”

这不是一般的新闻报道，而是纪实报道。通过这个纪实报道，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科研领域，有搞科研的成分，但更有的是科研经费如何通过“科研”的名义转化为可以直接分配的利益，和对这些利益如何进行分配的关系图和路径的成分。我们总是拿科研经费的支出数额来说我国的科研在世界处于世界第几位，可若拿这种把科研经费直接转化为利益，然后按照关系图和路径图进行分配的状况来说，我国在世界科研领域还有地位吗？我们相信我国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可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何时才能看得见呢？我一直建议，在社会科学领域，国家不要分配学术研究经费，而应该拿学术研究经费来买产品——学术成果。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对非基础研究来说，国家也应该拿科研经费来买产品——技术成果。如果说科学奖励就是一种国家拿财政二次买高端技术产品——高端技术成果——的话，那么对一般技术产品——一般技术成果——就应该进行初次购买。这样或许会防止将科研经费直接转化为利益然后进行分配的潜规则。

以上评论实际上涉及的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的问题。在科学技术的这两个领域，我国都存在着足以产生阻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

我们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表现为是突飞猛进的，是硕果累累的，是在发展速度上走在世界前列的，是在地位上越来越靠近前列的，甚至是在某些方面领先世界的。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表现出的这些形态，是通过我国的生产技术、经济能量、对外贸易、军事力量、信息规模等等方面来体现的。

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假设，如果我国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是非常合理的，是没有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作用的，我国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就不会总是表现为是跟踪式的发展，就会有开创性的发展，就会有重大的发现式发展，就会有建立新的科学支脉的发展，就会有开辟新的科学方向的发展，就会有开创新的产业的发展……；而我们的应用研究就不会总是表现为是跟随式发展，就会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独创技术的产生，就会成为一个一个新技术的领头羊……。可是，这样的科学技术发展局面，不要说我们目前还形不成，就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很难形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国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太不适应了，产生的阻力太大了，形成的牵制力量太大了，以至使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前进一步都十分费力，十分困难。这充分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科研体制中的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特别是应用研究领域中的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养人的体制。如果这种养人的体制养的是勤快人、养的是能够把智慧用在正道上的智慧人，那也行。可这种养人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养懒人，会把人养懒，甚至会养一些把智慧用在乌七八糟方面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被养着，而且生乱捣乱。等到他们退休了，还得以事业人员的名义拿高额退休金。

二是，我国形成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就如同那位退休官员揭秘的那样，是可以蕴藏不计其数的潜规则的，造成的科研经费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是非常缺乏激励作用的，是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的。甚至，这种体制就是滋生种种弊端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只要这种体制作为一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就必然地会滋生弊端，就必然地会滋生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显然，我国的这种科研体制和机制是必须变革的。通过变革，使我国的科研体制和机制不仅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阻力和牵制力，不仅不会成为养人的、缺乏激励作用的、蕴藏潜规则的、浪费科研经费的体制和机制，不仅不会成为滋生弊端的社会条件，反而可以成为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不断促进有独创发现的、开创方向的、创造新领域的体制和机制，在应用科学领域能够不断促进有独创技术、开创性产业的体制和机制。

那么，如何使我国的科研能够形成这样的体制、局面或状态呢？这应该是一个集思广益的问题。这里，本人提出以下建议。

在应用科学领域，应该改科研经费分配制，或课题拨款制，为国家科研经费购买应用科研成果的购买制。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应用技术、甚至是应用科学的研究，都是以企业和民间科研组织为主进行的。企业和民间科研组织创造出了新的技术后，民间组织就会把它创造的科研成果卖给顾客，由此获得进行新的创新技术研发的资金。因此，在这种关系的实质是顾客买科研组织的科研成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来说，它创造出的新的科研成果，会即时地应用到生产中去，由此而生产出新的产品和包含有新的技术的产品，然后企业会把这样的产品卖给顾客（包括消费者和技术购买者）。从表象上看，顾客是在买企业的新的产品和包含有新的技术的产品，实际上是顾客在买企业的科研创新成果。而企业在向顾客卖出科研成果后，也就获得了进行新的科研的资金。从这种关系来说，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应用研究，实际上通行的是研究者卖科研成果、顾客买科研成果的体制。

而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还依然没有摆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国家统包统揽的体制和机制，这个体制机制就是应用研究的项目申报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国家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作为科研资金送给科研机构（而不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至于这些科研机构怎么用这些资金（用于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用于进行纯粹是消耗性浪费性的技术研究、将其转换为曲线利益分配、将其转换为直接利益分配……）国家对这些资金就已失去了完全的支配权，就已经处于国家对这些资金能够产生什么结果的不可知的状况。这样的科研资金分配制度，显然是与国际通行的顾客买科研成果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因此，这样的使用科研经费的制度，对科学研究来说，至少对应用研究来说，是结果不可知的，是没有激励作用的，是可以蕴藏不计其数的潜规则的，是会造成极大浪费的，是会间接和直接地转化为利益分配的，是会围绕这些资金产生种种弊端的，甚至这一制度、这一体制本身就是滋生种种弊端社会条件（说到这里，真的是一言难尽。但限于篇幅和此文的目的，这里就不作进一步的叙述了）。这样的体制会形成或蕴藏的弊端虽然是十分惊人的，但相较于对我国应用科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小事”。这是因为，这一传统体制对我国应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牵制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一体制在牵制着我们的应用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费力，十分困难，都有巨大的浪费和弊端伴随着。

因此，在应用研究领域，应该终结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了，应该改换为顾客或国家购买科研成果的制度了。

如何在我国实施应用研究领域中的科研成果购买制呢？这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或国情来制定这一制度。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我国的应用研究向以企业为主发展，让企业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应用研究，让顾客购买它们的研究成果，并为企业自己积累进行新的研究的资金。二是，对那些在历史中组成的“专业化”的应用研究机构来说，国家应该对它们断粮，也就是不再给它们科研申报的项目，亦不再给它们分配科研资金，让它们自寻项目，自筹资金去进行科研，对它们的科研成果，它们可以向特殊顾客（如企业）出卖，通过顾客购买它们的成果，来获得收入分配的资金和进行新的科研的再生产经费。如果它们的科研成果确实具有创新的意义，具有极好的实用价值，也可以由国家用科研资金进行购买，甚至可以由国家进行二次购买。什么是国家的二次购买，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科学技术奖励。如此，我国购买应用研究成果可以有三种类型。即，一是国际通行的顾客购买制；二是国家初次购买制；三是国家二次购买制。当然，国家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购买，无论是初次购买，还是二次购买，都必须是建立在公开和严谨评审的基础上的。通过这样的改革，也就把传统的一般应用研究机构拿着项目向国家出售、国家买结果不可知的项目的格局，改为一般应用研究机构拿着科研成果向国家出售、国家买已知的科研成果、而且国家可以择优购买的格局。这样就可以彻底避免使国家的科研资金成为养人资金的状况，避免科研资金成为唐僧肉的状况，避免国家资金投入处于不可知和被浪费的状况，和避免现行的应用研究体制成为滋生弊端的社会条件的状况。

在基础科学领域，要遵循基础研究规律，特别是不能舍去这个规律中的先首点，即提出科学假说、科学猜想这一先首点。可以说，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就是科学的种子，任何一个门类的科学都是由这样的种子发芽长成而成为科学的参天大树的。科学就是在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指引下、导向下、引导下，一个一个地冒出来的，是不断形成新的科学支脉的。也因此，那些最先、最早提出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人（不管这样的人是什么身份）和他所在的国家，就是处在与这一假说和猜想相关领域的科学的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提出新的科学假说或科学猜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和占据科学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仅能够提出符合自然规律和客观存在的科学假说或科学猜想，并且能够组织力量去证实或发现这些科学假说或科学猜想的存在，也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是处于最高水平的，是占据在科学发展的最高位置上的。

在科学发展的这一先首点上，我们中国人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的。我们中国人真的没有提出过能够成为科学方向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即便是我国科学人才辈出的现代也是如此。如，即使李四光在地质领域中，是有重大理论创新的，但李四光所研究的地质科学、石油成因科学等等，其先首点仍然是外国人提出的，因此占据地质科学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的，仍然是外国人。再拿今天的量子通信来说，即便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即便中国能够最先形成量子通信产业，即便我国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会获得诺贝尔奖，但提出量子科学这个先首点的仍然的外国人，我国也仍然表现为是跟随式的发展。我国的科学家真的没有一位是提出能够引起世界关注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这是我国科学不能占据科学的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中国要占据在最高科学水平的位置上，是不能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也就是不能在科学发展规律的先首点上缺席的，是不能缺少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这样的能够使新的科学发芽和长成的种子的。

有鉴于此，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应该补上这个空白。实际上，我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最终失去了。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本《潜科学》杂志的出版和发行。这本杂志从出版起，就在不断地发表中国人提出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如果这本杂志提出的那些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个关于“全息论”的科学猜想）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并能够纳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之中，中国一定会在科学发展领域有站在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的位置上的成就的，是会摆脱跟踪式发展模式的。可惜的是，或许由于《潜科学》杂志中的那些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及其它们的载体——那些提出这些假说和猜想的人——是不正统的，是没有身份的，甚至可能因为仅仅是中国人，便不被当回事的，也就一个一个地悄无声息地泯灭了，最终连《潜科学》杂志自身也没了踪影（当然，这里也有那时的国家还是极度贫穷的国家、还拿不出雄厚的资金进行基础研究这一原因）。自此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中国人提出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了（而与此同时，在我国的自然科学舆论中，听到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都是外国人的声音，甚至外国人很荒唐很扯淡的声音都可以在顷刻之间传遍于中国）。也因此，即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今天让世人羡慕的水平，但仍然没有摆脱跟踪式发展的状况，仍然没有在一个领域是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位置上的，也就还仍然不能占据在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位置上的。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自己各方面的发展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但在世界范围，所做的科学贡献还是极其有限的，是非常式微的。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首先，应该汲取《潜科学》杂志的经验。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人没能够有提出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人、智慧和能力，不要再这么不自信了，不要再这么自我贬低了，要鼓励中国人有“自己想”的思维方式；要有固守在现有科学范围内是无法有科学突破的这种认知；要改变已有科学假说、科学猜想都是外国人提出的状况，要有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应该有一席之地的精神。甚至有必要拿出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以鼓舞中国人自己提出科学假说、科学猜想的士气。让国人重新焕发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种勇于提出科学假说、科学猜想的激奋状态。

其次，是汲取《潜科学》杂志消失的教训。既要像曾经的《潜科学》杂志那样来积聚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更要把《潜科学》杂志的那种民间行为转换为国家行为，把积聚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科学假说和科学猜想的行为上升到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去，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并像我在前面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应该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对这些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科学假说、科学猜想“由专家进行论证（不过，应该尽量往可能性方面论证，而不是一概地进行否定性论证），然后对那些具有可能性的（但一定要是具有独创性、先创性）的项目，交由国家团队或有势力的民间团队进行攻关。”（也就是进行科研资金的分配。应用研究领域再不能搞资金分配，但基础研究则需要国家层面的资金分配。）如果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开辟这样一条道路，就会彻底摆脱跟踪式的科学发展模式，有个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一定会有开创出新的科学、新的独有技术、新的产业的科学发展成就，就一定会持续地站在很多科学的最原点、最先点、最前点的位置上的，科学大家族中就会有由中国开创的科学一族、科学N族的，就一定会在世界范围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的。（已上传至人民网E政广场）

推荐理由：

本文就中国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制度和体制方面的设想。或许，借助于新的制度和体制，我国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能够有根本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