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此文历史地分析了中国人在历史和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创新上的状态。

目录：

评“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

2015年10月30日—11月2日

2015年10月28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高文教授说的几段话，应该在我国的科技领域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反思。《中国青年报》在这篇文章中说道：

“高文教授认为要反思现行科技评价体系。他认为，很多事物发展分3个阶段，‘一个成果，最初肯定有构思者或者发现者，中间阶段是展开问题并把它变得可以应用，最后由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实现’”。

“他在今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大家对SCI不要过分重视，但对发表论文一定要重视。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成果，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发表出来，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没发出来空口无凭。这就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也不是追求有多少人引用，而是把最原始的想法记录下来。’”

     “他提到，有一位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来没出过国，也从来没有用英文发表过文章。他提出来的原理得到重视后，国际机构开始追溯，最后发现这篇使他获奖的文章是在日本的一本杂志上发表的。”

高文教授在这里揭示是一种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科学成果认可的条件。

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说，无论是一门科学、一支科学、一项科学，它的最终形成，是最先起始于一个想法、或一个假设、或一个假说的。也就是高文教授所说的“构思者或者发现者”的。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还有的只是意识的东西。也正是先有了这一意识的东西，才有后来的实证的和物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在无有状况下的先有的意识这个东西，那人类就如同今天所有的动物一样，是没有任何的由人为制造的东西可存在可使用的，那就仍然是与所有的动物同样的动物。人类今天之所以可以面对和使用数以亿计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用品，都是源于人类最先的那个在无有的状态中产生的第一个有的意识的，也是产生于后来的不断地在无有的状态中产生的最先的那些个有的意识的。所以，也才有了今天的让我们眼花缭乱的、繁花似锦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用品……。看看，那个最先的从无有的状态中产生的有的意识是多么地重要。完全可以说，我们人类今后还会面对和使用更多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是新的那些个东西，这些个东西也必然是要起始于那个在无有的状态中最先有的想法、假说、假设的。

从成果认可的角度来说，一个成果（这个成果的含义应该是及其广泛的，如思想成果，如科学成果，如发明成果，如专利成果，如文化成果，如技术成果等等。我们这里主要是针对科学和技术成果来讲的）的认可，却诚如高文教授所说的那样，是取决于“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成果，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发表出来，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 一个科学假说、科学假设、科学想法能被一个人想出来，如果它是符合科学原理、自然规律、物质本质的，那也早晚会被别人想出来的。那么这个成果应该归于谁呢？这在近现代社会中还真取决于是谁先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的。否则，还真的是“口说无凭”的。

想出一个科学假说、科学假设、科学想法，并将其“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完全可以说，符合科学原理、自然规律、物质本质的想法、假说、假设具有在科学发展中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意义。将其“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就具有占据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意义。按照一般的客观性来说，只有一个人是最先想到某个可以占据科学中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那个想法、假说、假设的，而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产生同一的想法的。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占据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就要重视最先有具有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那个想法和产生这个想法的人。因此，高文教授提出的“评奖要从奖励项目向奖励人过渡”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但我认为，奖励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次要的，重要的在于社会和国家要认可那个可以占据科学或技术中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那个想法、假说、假设和他的创造者。

说到科学技术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我们不能不回顾历史。回顾历史，完全可以做以下的判断：从原始社会到明代，人类社会中的从无中产生出的有，也即那些表现为是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有——如“四大发明‘、农耕技术、天文学、年历、各种工具、乐器、器皿、陶器、冶炼、铸造、建筑、建筑材料、医术、医药、瓷器、食品、菜品、针线、茶叶、纽扣、纺织原料、纺织品、生产方法、饲养方法，反正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计其数的东西——的总量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这该是多么令中国人荣耀的事啊！而从清代到1964年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在从无中创造有的方面（这里的从无中创造出的有，当然指的是正面意义的有，对人类有益的有），却完全是空白。而在这同一时期，人类社会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处于了从无中创造有的爆发时期。而且这种创造是从低端的创造向高端的创造、从经验的创造到理论的创造、从实践的创造向思想的创造急速转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指引、支配人类合理发展的伟大思想体系被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引导和激励人们走向光明和正道、张扬人性的文化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改变人类社会的和生活的科学一支一支地被创造出来；原来没有的新的物质、产品、技术一簇一簇地被发明出来……。可是，这一切都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关系（当然，在这期间，我们中国人也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好像也就仅此一项而已。）

只是到了1965年，我们中国人才从无有中创造出了结晶牛胰岛素这个有。这相对于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65年人类社会从无中创造出的有的总量来说，真是沧海一粟啊。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人类世界又经历了数次科技革命，又从无中创造出了无数的种、类、品的有（特别是在电子和通讯方面）。而在这同一时间内，我们中国人也只从无中创造了青蒿素、可变道公路（或曰潮汐公路）、将粉尘爆炸作为动力的成功实验、以及前天（2015年10月31日）报道的手机闪光支付这么区区几个有。（或许，我的记忆和统计不是那么准确。如，用灯光作无线网络信号源，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首先创造出的。还有一项宽度横跨城市马路的公交车的设想，不过这种车还没有被制造出来，以及其他的，等等。即便如此，我们中国人从无中创造出的有，也仍然是屈指可数的。）

如果说在明代以前，中国人从无中创造出的有在世界的总量中占百分之三十的话，那么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中国人从无中创造出的有在世界的总量中，可能就只有十万分之几、甚至是百万分之几了。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

怎么会是这样呢？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是懊丧、惭愧和愧对祖先的。

而我们的祖先则完全可以训斥他们的后人：我们把智慧的基因白遗传给你们了；你们把我们赢得的荣耀完全断送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要的原因应该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民族开始恪守“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力，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今天，这一思维方式还仍然是我们民族中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使我们的一些公民陷入了现代愚昧之中，另一方面则在禁锢着我们公民的创造性思维，使人们不能在“想”上去突破。而我们的祖先在从无中创造有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制约的。

其次，是民族的不自信。我们的祖先在从无中想出有、创造有的时候，是从来不考虑外国人是不是这么想、外国人有没有做出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的祖先从来就是自己想、自己做的，由此也才不断地在从无中创造着有。而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没有了一点的自信。好像到了从来不敢从无中想有的东西的程度；想到了什么，要先看外国人有没有这么想，如果外国人没有这么想，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靠谱，不靠谱就不想了，就不把想的东西公开，就放弃了；而对外国人想出的东西，国人却如获至宝，趋之若鹜，奉若神明。比如，对霍金的只言片语的近乎荒唐的“科学思想”，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充斥于中国的各种媒体；对同样的一种想法，若中国人想出来，在中国就无立锥之地，而被外国人想出来，那就可以如获至宝、趋之若鹜、奉若神明般地充斥于中国的各种媒体。这种不自信，只能磨灭中国人在思想上冒尖的念头、“胡思乱想”的念头、独辟蹊径的念头，只能使中国人永远跟在外国人后头“发展”科学，就永远不能为人类在科学上做出独有、独特的贡献，中国人就永远站不在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上。

三是，只认可绝对真理和绝对正确。我们在前面说过，符合科学原理、自然规律、物质本质的想法、假说、假设具有在科学发展中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意义。同时，它在还没有成为被证实的科学时，它又具有“不全知”的属性，即不完全认知的属性，因此它只能是相对真理。假如它是谬误，你把它证伪了，你就可以绕过它，去重新寻找真理。如果它是真理，你把它证实了，就可以站在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而在我国来说，你的想法如果不是绝对真理（一个“想法”， 即使它最终是真理，但在“想法”这个阶段或环节，它也只能是相对真理），那就没有立锥之地，你的想法就会被灭杀。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对自己这样的“严格要求”时，却并不对外国人同样地如此要求。而外国人自己则从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诚如高文教授所说的那样，外国人一定是“有一个想法，一个成果，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发表出来，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水平的杂志上发出来，没发出来空口无凭。这就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也不是追求有多少人引用，而是把最原始的想法记录下来。”而我们中国人对自己人却并不轻易地给你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中国人又是相信绝对真理和绝对正确的。那怎么相信呢？就只好去相信外国人想出的和做出的。就这样，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不自信，就处处给自己在占据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位置方面设置障碍。而外国人是没有这样的障碍的，所以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位置始终被外国人开拓着和占据着。

四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人要想占据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如，有做事的人，人无论是从无中想出有，还是出无中创造出有，那都是在做事情；做这样的事，是需要时间、精力和经费的，所谓的“坐冷板凳”，就是花时间花精力，往往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要把经费充分合理地用在做事上，才有可能从无中创造出有，才表现为创造出科学和技术的一个种、一个支、一个品。可是，我们的社会在一个时期中，或出于经费不足的原因，或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只做眼前的、短期的能够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事情，是反对“个人主义”、“好高骛远”、“不务正业”、“胡思乱想”的。这就在客观上限制了我们自己去占据科学和技术的那些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位置。而在我们的社会有了可以满足从无中创造有的人和经济能力后，却给可以做这样事的人给予了不好的利益导向。这种不好的利益导向表现在三个途径上，即争职称、争官位、争权力。争得了职称，就有了附加在职称上的利益；争得了官位，就获得了送来的利益；争得了权力，就可以用权力获得利益。当人们被导向了这种趋向后，那种难以获得即时利益的“坐冷板凳”式的做事，可能就很难成为人们的选项了。于是，我们的社会就仍然不能占据科学和技术的那些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的位置。

五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刊物不给中国人占据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以方便。这里的原因最先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刊物只认可绝对真理、绝对准确和绝对正确。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绝对真理、绝对准确和绝对正确呢？首先是外国人已经证实和做出来的科学和技术，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和绝对的真理、正确和准确的东西了；其次，是外国人提出的科学假说、科学想法。为什么，因为是外国人提出的吗；最后是中国人跟着外国人的思路或已做出的东西的后面做出的东西，因为是已经做出的东西，当然是绝对真理、绝对准确和绝对正确的了。再后来，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刊物转向了，转向到既为知识者的评职称的需要服务，又满足为自身获取利益这个方向去了，搞的真是忙都忙不过来了，那就不仅无暇顾及科学的绝对真理、绝对准确和绝对正确这一方面，更无暇顾及科学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这个遥不可及的问题了。

回顾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荣耀，想想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训斥”，面对我们在科学发展中的懊丧和惭愧，我们真的应该问一问，今天的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还能不能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不断地增加从无中创造有的类、种、品的份额？今天的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能不能超越我们的祖先，去越来越多地占据科学和技术发展上的那些尚未知的最先点、最前点和最高点？

作为有着优秀智慧基因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同胞们自身要努力，要把祖先遗传给自己的智慧基因激活起来，让自己的智慧去向着正面的方向发挥作用，要去自己从无中想有的东西，要去做从无中可以创造出有的事情，即便遇到挫折，也要坚持。

作为国家，要为自己的公民的从无中想有和做从无中创造有的事情创造条件。

作为科学技术出版机构，应该回归科学技术出版物的本原去，不要再为知识者们评职称的需求服务了，更不要为了利益而摒弃科学技术刊物的本原性了。国家也应该对那些只能为知识者评职称服务的和钻进利益牛角中的“科学技术刊物”管一管了，不能让它们再发挥负面的勾引和影响作用了，不能让它们再继续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搅局了。

如此这般，希望还是应该有的。

推荐理由：

此文提出了中国人如何重新占据科学技术最先点、最前点、最高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