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谁来作中国的杰斐逊
作者：中思
学科：哲学
出版社：
杰弗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总统之一。杰弗逊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因为他与其他三位伟大的总统一样，有着其特殊的功绩。杰弗逊的特殊功绩表现为，他为美国构筑起了能够使美国成功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仅仅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同样，社会主义的国家也需要建构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才能建立起强大且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像杰弗逊那样的杰出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传统性质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社会主义也就要么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灾难，要么失去前途而毁灭，要么依旧在盲目中行进。 杰弗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总统之一。杰弗逊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因为他与其他三位伟大的总统一样，有着其特殊的功绩。杰弗逊的特殊功绩表现为，他为美国构筑起了能够使美国成功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仅仅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同样，社会主义的国家也需要建构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才能建立起强大且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像杰弗逊那样的杰出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传统性质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社会主义也就要么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灾难，要么失去前途而毁灭，要么依旧在盲目中行进。 社会主义究竟会怎样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产生像杰斐逊那样的政治家。而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产生杰弗逊那样的政治家，则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性的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无疑被赋予特别的机遇。所以，就产生了谁来作中国的杰弗逊这样的问题。
谁来作中国的杰斐逊
2003年2月24日
杰弗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总统之一。杰弗逊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因为他与其他三位伟大的总统一样，有着其特殊的功绩。杰弗逊的特殊功绩表现为，他为美国构筑起了能够使美国成功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美国仅仅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同样，社会主义的国家也需要建构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才能建立起强大且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像杰弗逊那样的杰出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传统性质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社会主义也就要么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灾难，要么失去前途而毁灭，要么依旧在盲目中行进。
社会主义究竟会怎样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产生像杰斐逊那样的政治家。而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产生杰弗逊那样的政治家，则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性的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无疑被赋予特别的机遇。所以，就产生了谁来作中国的杰弗逊这样的问题。2005年5月23日注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耐心看完这么长的一篇文章；我更不知道这篇长文能不能在这里存在下去。但我还是要重发这篇文稿。因为这篇文稿中所讲的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涉及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我重发这篇文稿的原因还不仅如此。还因为，我似乎越来越清晰地开始看到我国在解决我国症结问题——建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政治基础——方面的行希望，我更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2013年9月2日
编辑先生们
你们好。现寄给你们一篇《社会——政治基础与社会发展》的文稿。促使我写成这篇文稿的最直接原因是贵网站二月十八日发表的一篇关于朱镕基总理在行将结束总理使命时所表述的遗憾的信息。这一信息虽然很简短，但已经可以让人感受到在朱总理的诸多遗憾中，他对“政治艺术”（信息中将此注释为“政治权术”）的注解和他在政治抱负上的遗憾。这确实是一种遗憾。遗憾是相对历史而言的。而历史是过去了的、不可重复的时间。这一遗憾不应该只是朱总理个人的遗憾。而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遗憾。那么由谁来弥补这一遗憾呢。由此，对杰弗逊的记忆由然而生。于是，这篇文稿就这样在积累的意识思维中产生了。
另外，我是《工人日报》的常年读者。《工人日报》中有很多文章是很有见地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1月26日发表的吴剑的《变到深处是文化》和2001年2月16日发表的盛大林的《为专权和贪婪付出代价》。应该说，这两篇文章对我的这篇文稿的形成有一定的边际作用。
其次，在我读完杰弗逊传记一书后，即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我没有重读这本书，但这种印记却是挥之不去。这一印记就是，使我明了了美国之所以经过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竟能发展成为今日的头号强国，就在于杰弗逊是一个创造性的民主主义实践政治家。他为美国奠定了一个（相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几近完美的社会——政治基础。
当我浏览了一本关于讨论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争、且贬低杰弗逊而褒扬汉密尔顿的书后，就萌生了想就杰弗逊与美国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写点什么的想法，但终未动笔。因为对于已习惯于就现实问题阐述思想观点的我来说，单就杰、汉之争和美国社会写什么未免太学术化了。这不是我的强项。而且我认为，太学术化的或含含糊糊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此也就放弃了。
看到贵网的那一信息后，联想到我国发展的历史，回味杰弗逊为美国的发展所做出的功绩，于是就写成了这样一篇文稿。那么这篇文稿有没有意义呢？这只能由他人去评说了。但是，这篇文稿又是一个绝对难以见诸于世的产物（其实，我的进三百万字的文书稿都如同本文一样，是从一些独特的视角出发去阐述一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的。因此，它们的命运也就都是不能公诸于世的。而这些思想观点却是，或者成为了社会政策，或者成为了舆论的热点，或者被他人代言和借用了。因此，它们又是一个无法让人评说的不存在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只能将它们奉献给你们这些编辑个人了，希望你们能够感兴趣，也任由你们去“处理”（即使这一“处理”是转到了中国的高层也未尝不可。因为我知道我的文书稿是难以发表出版的，但是我必须要让我的思想观点发挥社会作用。对此，我不会担心什么。）
同时，因为对你们在网站上发布的“朱总理的遗憾”的信息非常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下载。所以也想借给你们寄送这一文稿的机会，向你们索取你们已经公开发布的这一信息。如果是更为详细的信息当然更好了。若你们能够满足本人的这一要求，将不甚感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我的这篇文稿感兴趣。也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处理”这篇文稿。但不论如何，如若能将原稿寄还，也非常感谢。当然，不寄还也没什么。
祝好。
2003年2月24日
注：本文稿原名为《社会——政治基础与社会发展》，后改为《谁来作中国的杰弗逊》。在原文中，“杰弗逊”为“杰斐逊”。因为电脑中的词库中有“杰弗逊”，为了方便，也就改为“杰弗逊”了。至于哪个译名更准确，我是不知道的。
正 文
1．社会之迷——美国的成功发展
如果我们撇开美国社会消极的一面，如，美国的霸权主义意识和行径、美国的统治欲和主宰世界的行经、美国的帝国情结和好战行经、美国的社会政策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支配的状况、美国的攻击型民族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行经、美国的经济发展偏向于依靠战争机器和战争行径的拉动、美国社会中人的生存组织小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美国国家机器对公众进行的欺骗性和片面性宣传等等，那么世人不能不承认，美国仍然是一个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
美国的成功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美国建立起了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有着内在激励作用的、能够相互制衡的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
（2）美国建立起了一种国家、政府与公民均衡分配权力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3）美国做到了使人的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这种人的能力几乎涵盖了一切人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如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公务员、法官、律师、教育工作者、文化人、乃至工人和农民。
（4）尽管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以攻击型的民族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不平等关系对待他国、他民族、他国公民的自由、人权、人道主义而让人厌恨。但在本国国内，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是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权利的。
（5）美国具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最成功的农业。因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
（6）美国建立起了严格庞大的法律体系，树立起了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7）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不断地趋向发展的，而且是理性的。美国的教育不仅体现于学校对青少年的正规教育方面，也体现于文化对公众的渲染式教育和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方面。
（8）美国的有效用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培育了美国人深厚的人文精神、冲动性的冒险精神、乃至社会责任。
（9）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帝国。在体现文化的信息、影视、传媒、文学、艺术方面，他国几乎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从文化的主流来说，美国的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思想理念基本上是健康的和有影响效力的。
（10）美国在社会中培育成了良好的信誉关系，使诚信成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
（11）美国的社会、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政体是较为稳定的。人们可能会对政府某一时期的政策强烈不满、对某一政党执政状况强烈不满，但不会试图去改变美国社会的制度和政体。
与欧洲国家相比，在消极性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发达国家基本上消除了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消极方面，如攻击性的民族利己主义、好战性等。但在发展方面，由于欧洲各个发达国家尚不构成地理和人口意义上的大国，因此，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地位、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显然是落后于美国的。
正因为美国不仅地理和人口意义上是一个大国，而且在经济上是无法可比的强国，因此，综合所有方面的发展，应该说美国是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
而与美国同时代发展的南美各国相比，南美各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水平、经济能力方面无法与美国相比。在成功发展的其他方面同样无法美国相比。而且在南美，有相当多的国家时刻都面临着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方面的危机。从而构成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不稳定。
美国为什么能够在二百多年的历史和时间过程中，其成功发展既超越那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超越了与它同时代的新型国家，又超越了它的母体国（如英国等欧洲国家）。美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超众的成功发展？这不能不是一个社会之迷。
破解这一社会之迷，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力图后发成功发展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有所助益的，是有可借鉴之处的。
2．华盛顿与毛泽东
我们之所以将华盛顿与毛泽东相比较，因为他们各自都是两个伟大国家的开创者。华盛顿开创了美国的独立，从而使美国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国家实体。毛泽东则将一个古老的国度从已被证明为不可能成功发展的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引领上了可以成功发展的起点。从这一点来说，华盛顿和毛泽东被各自国家公认为是最伟大最杰出的政治家。
但是，他们二人却又在个人的能力方面、性格方面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方面是大不相同的。
从个人能力方面来说，华盛顿在美国独立运动期间的实际作用更表现为是象征意义。即华盛顿以其坚韧的意志代表着美国广大民众的意愿和精神。在国家独立问题上决不向殖民主义宗主国——英国——妥协。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牺牲生命。但在统领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他的实际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却不济他具有的象征意义。
与华盛顿相比，毛泽东则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少有的思想的、战略的、领导的、组织的、军事的天赋。
假如说，在美国，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失败了的话，根据美国民众强烈的独立意愿、美国人的进取精神、自由精神和远离英国的地缘关系，美国仍然会出现统领美国民众争取独立的杰出政治家。因此，美国的独立是必然的。
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建立将是永远不可能的。而旧中国内在的制度腐败、机制缺陷、封建根基、官僚体制、民族劣根性将决定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
但华盛顿和毛泽东的个人差异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远不止这些。
对华盛顿来说，他的个人能力、或者说个人品性，突出地表现为他没有权力欲，没有表现为权力欲顶峰的领袖欲。因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拒绝了已经对他具有个人崇拜情结的部下和民众按照英国的国家政体推举他为君王的提议。因为民主主义的共和思想已经深深地烙印于了他的头脑之中。他具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即，美国既然从英国王权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那就不能重新回到王权的统治之下。于是他选择作了总统。
如果总统是终身制的，这与封建社会中君主的终身制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区别。也是与共和思想和共和体制是相冲突的。如果个人为了总统的地位、权力、荣誉而不愿意放弃总统职位，或者是去竭力维护自己死后作为领袖的荣誉而钦定继承者，都必然会深陷于权力欲和领袖欲的泥潭之中。这对于国家、社会和民众都将是一种伤害和蔑视。因为领袖欲和权力欲的本质是为己利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领袖欲和权力欲也就是为获得和维护权力和领袖地位的欲望，而这种获得和维护当然是为了个人的获得和维护。依据对权力和领袖地位的欲望而对社会和他人的支配也必然是从自我出发的。而总统作为一个国家中最高公职，其本质要求担任这一职责的人只能是由公众来选择的，只能是为公众、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也即意味着担任这一公职者应该是围绕着国家、社会、公众和他们的事业和利益而运转的。而不能是将自己作为核心、中心，让公众、社会、国家及其利益和事业围绕个人这个核心、中心运转，并由个人任意地来支配他们和它们。
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以个人为核心，让社会及社会的发展、国家及国家的事务、公众及公众的利益作为外围围绕这样的核心，由这样的核心来驱搅他的外围的运转，还是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事务、民众的利益为准则为核心，使公职人员围绕这一核心和准则去运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和认识问题，而实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价值取向问题。任何表现为为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力欲和领袖欲，都是与公职的这一本质相违背的。因此，华盛顿在其总统任职届满后，再次拒绝部下和公众的推举而放弃了总统的地位、权力和荣誉。而由民众来选举下一任总统，这对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未来的发展，不能不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意义。
对于毛泽东来说，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他的政治理念。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轨迹和政治生涯。但政治理念不等于个人的品行。个人的品行同样可以影响一个政治人物的人生轨迹和政治生涯。比如，对两个政治理念相同的人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也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目标的。但他们或柔弱或坚毅的个人品行，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政治生涯，影响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状况。
如果说个人的品行是包括个人的私品和个人的社会品行的话，那么在个人私品方面，毛泽东俭朴的生活作风、几乎不近情理地拒绝为家族谋取私利、勇于牺牲家族利益的品格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是在个人的社会品行方面，与华盛顿相比，新中国建立后的毛泽东的领袖欲显然太浓烈了（其实，领袖欲和权力欲也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家和从政者的通病）。
对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式的、经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他的新的政治理念。虽然这一政治理念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铲除了任何封建遗迹的社会主义思想（即马克思所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充分实现的完全的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也可以理解为人的能力充分释放）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表现为是具有片面性的、空想成分的政治理念，但仍然是一种可以探索和可以追求的政治理念。然而，由于毛泽东个人社会品行方面的原因，他的共产主义理念终于经由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而成为一种空想式的无法实现的闹剧，也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大国家的目标没能实现。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个人的社会品行成为了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最大阻力。
这个成为阻力的个人的社会品行不是别的，就是浓烈的领袖欲。
是领袖欲导致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要说思想家们的应该的理论分析，就是与他共同奋斗、亲密无间的同志们的意见，毛泽东都不能理性地对待。因为在他的意识深处，已经形成了“因为我是领袖”这样的强烈意识。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我”必须是核心。中央、国家、社会、民众都必须围绕“我”这个核心。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我”的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都是真理，都必须成为社会的、他人的支配思想。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我”的意志、主张、想法必须成为党和国家的决策，并且通过党、国家和政府成为统一的社会实践。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在思想上、形象上、威望上超越于“我”。
因为“我”是领袖，而领袖是无所不能的，又是不会失误的。所以对领袖的宣传原则只能体现领袖是一贯正确的，是绝无失误的。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对领袖的错误是不能指责批评的，只能“视而不见”，只能由“我”自己去感悟。
因为“我”是领袖，所以“我”就不能不是领袖。那么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应该是终身的领袖。而在“我”死后，“我”仍然应该是精神上的领袖。“我”生前的权威是不能触动的，我生前的错误是不能重提的。所以，“我”必须以这样的原则选择“我”的接班人。
上述种种（当然不仅只是这些）就是领袖欲中的欲望所在。而当这些欲望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行为存在时，它仍然体现的就是领袖欲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支配和影响作用。
正是因为领袖欲的作祟，使新中国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历程中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决策，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性的后果。如，对马寅初的人口论思想的批判，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的转向，六十年代对一些有威望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并相应地制造了无数个人间冤案。
特别是领袖欲中的终身制欲望，使中国丧失了选择能够适应新的社会条件、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任务的新的领袖的时机，使1964年恢复和好转的经济状况和可能成为经济强国的机会一并失去了。
而领袖的维护自己死后的领袖权威的欲望，则直接导致了丧失人性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关于这一问题，随着人们对新中国历史的剖析，已越来越清楚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毛泽东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反复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十分明显地暗指刘少奇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思想，那时的人们都是从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来理解的。但是，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纯洁的社会主义则是根本无知的，当然也就只能以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志加以判断了。
而现在看来，由于毛泽东主席自己也未必搞清了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纯洁的社会主义、什么是适应社会主义时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主席所反复强调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赫鲁晓夫的特殊性是什么？就是在斯大林死后，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挑战，向斯大林生前的错误乃至罪恶挑战，实际上也就是向斯大林生前的领袖欲的挑战，使死后的斯大林不再成为苏联的精神领袖，并扳倒斯大林的余威，清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清算斯大林的错误和罪恶。应该说，赫鲁晓夫达到了目的。
而维护领袖去世后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和权威，不允许后人对领袖生前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正是领袖欲中的欲望之一。正是出于这一欲望，毛泽东主席将最有希望成为新的领袖的刘少奇视为了向他的这两种欲望挑战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疑心，是不能构成废黜刘少奇的理由的。这样，将刘少奇视为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既可以使公众将刘少奇视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也可以按照领袖欲的真正含义视刘少奇为挑战毛泽东主席生后的精神领袖的权威和地位、对毛泽东主席生前的错误进行公开批评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正是出于领袖欲的这一欲望，毛泽东主席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一大批党和国家发领导人、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的民众遭受了泯灭人性的浩劫，成为了领袖的个人欲望的牺牲品。同时，则不惜使那些表象为维护领袖权威的林彪、江青这样的具有强烈领袖欲、权力欲的人物和一批政客横行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去残害他人，去毁灭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到，以领袖个人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是多么地不正常。而领袖欲（包括与领袖欲具有同一性质的权力欲）又是多么地可怕。领袖欲（和权力欲）的本质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本质则是个人主义。如果说，民众因为承担私职才能获得生存和幸福，那么个人主义对从事私职的人们来说是必定性的（也即从事私职的人们必然是为己利己的）。在以不侵犯和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利益的前提下的民众的这种个人主义则是相对合理的。而对担任公职的人们来说，领袖欲、权力欲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必然是与公职的本性相冲突的。而对于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无论的明意识还是潜意识）和行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的问题了，而必然是具有排他性和强他性的（即排斥他人的权利、利益和强制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无论是对担任私职的公众来说，还是对担任公职的从政者来说，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不具有合理性和可容性的。
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领袖欲的顽强存在，将给社会和公众带来无法避免的危害。历史是这样表现的，在任何时期也必然是这样的。
从社会环境来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早期移民主要来自于民主主义思想已经介入到了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中的欧洲。他们是一群从封建专制社会的羁绊中获得独立人格精神、冒险精神、开拓精神、追求自由的人。他们当然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而重新回归封建专制的牢笼，重新使自己丧失独立人格、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权利。而华盛顿作为这样的移民的典型代表，当然也是如此。而他作为被这样的民众推崇出来的领袖，也必然顺应民众的这种精神和意愿。因此，美国天生就是一个将不会有任何封建社会遗迹的国度。美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越是趋于完善，也就越是会显示这一社会特征。华盛顿虽然没有完成完善美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的使命，但也已使美国表现为向这一社会特征发展的不可变更的趋势。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精神、美国宪法的制定、华盛顿的拒绝称王、将军权交于政府、拒绝连任第三任总统、开创总统由民众选举的先例等等。
而对中国社会来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礼教文化的无孔不入，使封建性质的制度、体制、结构、观念、习俗、传统根深蒂固。这在统治社会、管理社会的社会层次中表现的尤为严重。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从民间这个层次来说，中国社会在消除封建遗迹（包括存在和意识）方面是比较彻底的。如实现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如废除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如铲除封建迷信思想，等等。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却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遗迹和气息。如，官本位制，依据权力、地位、身份进行分配的分配方式，实物分配方式，官员的终身制，以人治的方式管理社会，一长制和家长制，社会的等级制度，长官意志，特权思想，权力的单向拥有、运作，权力的单向制约，社会缺乏民主，对公民权利的漠视，等等。建国前后的那种开放的、大度的、宽容的民主气氛（这真是值得回味和留恋的一种气氛。只可惜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并没有改变这一切。反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趋向了更为不良的发展。这一切都说明，正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毛泽东主席作为领袖人物，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该的社会发展趋向，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自己又应该承担怎样的新的历史使命，他又应该做些什么。空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是不能取代社会的符合规律的发展要求和民众的实际意愿的。毛泽东主席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封建遗迹的存在和影响作用而容忍了封建遗迹的存在，走上了一条只反“资本主义”，不彻底反封建主义的道路。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灾难和危机，就都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
3．杰弗逊与汉密尔顿
尽管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但他也只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向，华盛顿也顺应这一趋向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个人的品行也对美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去做所有的事情，不可能去做完所有的事情。如构建起符合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章精神的社会体制的、国家政体的、社会结构的这些实体的东西。
对于一个建国不久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能够使社会长久稳定的、按照一定的规则发展的、能够使这种发展不可变更的、能够使这种发展表现为是符合理性的、能够使这种发展符合美国民众的民主独立自由意愿和追求的、能够使这种发展符合美国民众的开拓和开创精神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的实体，无疑是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这样的实体与宪法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华盛顿没能去做，或不可能做完的事情。从美国今天的成功发展来看，美国正是得益于这一基础的建立的。就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看，美国于十九世纪所建立的这一基础，几乎是最为坚固、也是最为完美的。（当然了，这只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完美。相对人类社会而言，美国的这一社会基础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和完全完美的。至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一定还有更加合理和更加完美、更加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在等待人们去开创。）
华盛顿之后，美国等待的就是能够建造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基础的杰出政治家。
在美国建国初期，在追随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中间，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同样是两位气吒风云的人物。独立宣言和美国宪章的起草，充分显示了杰弗逊思维清晰、文才卓越的才能，更显示了杰弗逊坚定的民主主义思想理念和他对美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与希望所在。汉密尔顿则不亏是美国的财政高手。他不仅有为年轻的共和国理财的才能，而且有着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谋略。
正是这两位政治家之间的这种差异，使他们始终发生着矛盾与冲突。也终于使他们在位临第三位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发展成为了政敌。
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如果汉密尔顿当选为美国第三位总统，美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在美国人具有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创造精神的推动下，将会使汉密尔顿的理念传承下去，使美国能够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势头。
但是，汉密尔顿的理念与杰弗逊的政治理念毕竟是不相同的，也就不能指望他去做与杰弗逊完全相同的事。如果说，杰弗逊的政治理念驱使杰弗逊去做的是为美国未来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观念意识的发展奠定一种制度的、政体的、结构的坚实基础和实体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就不大可能去做这样的事。那么美国经济的发展与强大，并不能避免欧洲社会出现的那种不同国度轮番强大，而又依次衰落的覆辙。甚至于，美国会同拉美诸国一样，不时地陷入社会的动乱、政局的不稳、政治的危机的宭境之中。美国的发展也就不会表现为是在社会长期稳定状况下的成功发展。而美国历史上每次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带给美国社会的也不会是相应的社会的进步和合理（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十九世纪末的工人阶级大罢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运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等等，都相应地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合理和进步）。这些剧烈的社会动荡很可能导致的是美国的危机和毁灭。
然而，美国是幸运的。美国的幸运是缘于杰弗逊当选为了美国的第三位总统。
如果说，人们可以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章中发现杰弗逊成熟的、清晰的民主主义思想理念的话，那么从杰弗逊登上美国总统地位的政治生涯中，则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杰弗逊更是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政治家。
正是在杰弗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为美国奠定了一种能够使社会按照一定规则长久稳定发展的、能够使这种发展不可变更的、能够使这种发展表现为是趋向合理性的、能够使这种发展表现为是符合美国民众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意愿和追求的、能够使这种发展适应美国民众的开拓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的坚固基础和实体。正是这一基础和实体的建立，使美国未来的成功发展成为必然。这种能够决定一个社会未来发展结果成为必然的社会——政治基础，实际上具有一种内在自驱力、自趋向性和自约向性。
那么，什么是社会——政治基础的自驱力、自趋向性和自约向性呢？让我们从生物说起。对任何一个生物来说，它内在的基因具有决定这个生命体必然要经历诞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全部过程。这就是基因所具有的自驱力，即驱使生命体经历这个全部过程的力量。基因又具有决定一个生命体在其全部生命发展过程中趋向一定的种类、性别、特征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基因所具有的自趋向性。基因还具有使生命体在按照一定的趋向发展时，不可改变发展趋向的约束力，这就是基因的自约向性。在这一约向性的作用下，任何一个生命体才不会轻易地发生变异。任何一个生命体如果没有由基因所决定的自趋向性、自约向性，那么它就不会成为一个定向的、定性的、定形的生命，而是一种在其发展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变向、变性（质）、变形的生命体。生命体中的这种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基因就是决定生命体未来发展的基础。对生物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社会的社会——政治基础就具有生物基因的作用。它也有其内在的自驱力、自趋向性和自约向性。不论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是稳定的还是易变的，不论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社会现象，也不论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矛盾冲突，都是由其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及其内在的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所决定的。不同的是，生物体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机制将物质组合成基因，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社会的基因——“社会——政治基础”，则完全是由人来创造的。同生物体一样的是，要想改变一种生物，需要首先改变其基因。而要改变一个社会，则必须改变其社会——政治基础。
我们说杰弗逊是一个创造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政治家，就是因为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他为美国所建立的这个社会基础是完美的。正是受惠于杰弗逊所建立的这个坚实而完美的社会基础，美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也才不断地趋向于更为完善，趋向于（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更加合理，也才保持住了美国民众的个性独立、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创造精神，也才使美国取得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功发展。
4．毛泽东与杰弗逊
毛泽东与杰弗逊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的政治理念也是完全不同的。杰弗逊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为美国奠定了一种使美国的未来成功发展成为必然的、坚实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基础而表现为是一个创造性的民主主义实践政治家，他的政治理念也不可能突破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
杰弗逊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政治家，是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状态密切相关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产生于十六世纪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是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思想体系。民主主义思想随着它的产生、公诸于世、日趋完善而存在于欧洲大陆，又随着欧洲移民而扎根于北美。对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思想体系或由有价值的思想体系构成的社会意识来说，它的产生、它的公诸于世、它的广为传播、它的日趋完善与社会的政体和社会的结构共同构成了一种社会的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思想具有造就政治家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一是，使已有的政治家因为深刻理解了新的思想、接受了新的思想而形成一个具有新的政治理念的政治家群体。二是，因为公众受到这种思想体系或思想意识的影响，选择和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因而形成了新的政治理念。这就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走上从从政的道路，进而成为新的政治家群体。三是，由于民众普遍地认可和接受了这种新的思想和意识的价值，并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促使政治家去实现自己的意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在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杰出政治家就会运应而生。杰弗逊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所造就出的杰出政治家。从这里我们可以感悟到，，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体系、或由有价值的思想形成的社会意识的存在，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重要。而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和思想的存在状况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同样是多么地重要。
毛泽东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理念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赋予了毛泽东以理论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革命军事家的多重身份（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毛泽东具有的这种多种身份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现象，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任何政治家或领袖人物，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既想保持政治家的权威，又想撰取思想家的荣耀，那对社会都可能意味着是一种灾难和危害。比如斯大林。而从斯大林开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有形和无形中试图将政治家和思想家成为领袖人物的双重身份作为一种规则。而社会主义不断发生的危机和灾难，以至最终的失败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是因为，①这一规则往往将领袖的个人意志当作了思想。②这一规则将领袖个人的（相对于客观的）不确定的意志和思想当作了必须付诸实践的思想的真理。③这一规则必然排除以民主的方式发展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的可能性，使社会无法形成有价值的有理论意义的思想。而只能将领袖的非理论意义的思想当作理论性质的思想。（就其实质来说，这一规则属于领袖欲的范畴。）所以，毛泽东以思想家的身份形成了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又以具有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的政治家身份、军事天赋的军事家的身份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和杰弗逊的这种差异丝毫不排除他们可以做同样的事，即为年青的、新生的国家奠定一种使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的、不可变更的、并能够获得成功发展的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历史也都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杰弗逊成功地抓住了这一时机。而毛泽东却忽视了这一机会的意义而丧失了这一机会。
毛泽东之所以没能抓住这一机会，没有能够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除了我们前述的毛泽东主席个人的社会品行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因素外，还受制于苏联的影响，受制于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缺失的影响，受制于重经济发展、轻视社会——政治基础建设这一观念的影响。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按照社会主义的理念建立起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以应对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威胁，并且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尽快得到发展和壮大。这就导致了苏联在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的选择上更注重的是保持与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甚至重要于合理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性、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对当时的苏联来说，只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也就必然是进步的。然后人们又根据更简单的逻辑判定，凡是苏联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根据政治家（当然首先是作为领袖的政治家）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出的任何存在（包括灭绝人性的大清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集中营、没有理性的个人崇拜）就都是合理的，是社会主义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这样的逻辑观念和逻辑关系中，在斯大林个人意志的支配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推移，苏联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苏联的这一套东西确实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但其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否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却是不容许置疑的。而且也真的被大部分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们、甚至理论家们（但不等于是思想家）认定为是符合合理性通则的、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中国也不例外。于是，照搬苏联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就成为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式。当毛泽东主席以这种方式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他又怎么能够根据合理性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原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为中国社会打下一个能够保持长久稳定的、不可变更的、并能够获得成功发展的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呢？更何况，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厚根基。
杰弗逊为什么会与汉密尔顿发生矛盾冲突？难道发展社会经济不是社会的需要，不是政治家和国家的政策吗？当然应该是政治家的和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社会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清醒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政治家，杰弗逊更为痛恨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价值的漠视、是社会不合理的危害性、是不合理的社会对人的权利的侵犯和剥夺，他更懂得人的价值、懂得国家在保障人的权利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懂得社会的合理性自身具有的意义和对公民具有的意义。即使杰弗逊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释放人的能力、能够使社会永久性稳固这样的合理社会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的潜在作用和后劲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一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是必然要发挥出来的（美国后来的成功发展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杰弗逊选择了重政治建设、或先重政治建设这样一个方略。杰弗逊的这一方略使美国受益无穷。
杰弗逊之所以以坚韧的民主主义理念的姿态选择这样一个方略，是因为早已先有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存在。是民主主义思想造就了杰弗逊的政治理念，也由于美国民众选择杰弗逊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的顶峰，杰弗逊才能实施他的理念。否则，如果没有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即使杰弗逊成为了美国总统，也有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那他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他就不一定会为美国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而毛泽东却是在缺失真正的社会主义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状况下来进行中国的政治建设的。处于对苏联的崇拜和在同时期与苏联建立的特殊关系，毛泽东在社会——政治建设方面除了移植外，似乎也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
如果说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沉痛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仍然使毛泽东主席有机会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则使这种建设成为不可能。而且，毛泽东在此时已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如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他对中国“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认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理解、他的日益膨胀的领袖欲、他对公民在思想探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禁止政策等。
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缺失的根源在苏联，是斯大林的领袖欲禁止、阻挠了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是斯大林的领袖欲决定了领袖的个人意志和非理论意义的思想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的”或“新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取代和排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发展和确立的过程及其在社会中的意义。对这样的思想体系来说，它们既是思想家的逻辑思维的产物，更是思想家的批判思维的产物。它们又都是以存在为基础的。这些存在可以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存在，更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合理性存在。当思想是在这样的存在基础上形成时，它体现的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一种理论意义的思想要真正确立起它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它还必须是经过对这一思想的实践所创造出的新的合理性存在来验证它的可实践意义。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简示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理论意义的思想的产生——依据新的思想创造新的存在——理论思想体系的确立。
然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被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体现，所经历的过程却不是如我们上述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我们将上述的理论意义的思想最终被确立的过程视为是一种正向的过程的话，那么“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则表现为是一种反向的过程。即，苏联社会将领袖人物的非理论意义的意志、言论、思想付诸于实践，就必然创造出一种现实的存在。然后由理论家们（而不是思想家）给这些存在和领袖的意志、言论、思想加以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这样的理论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这样的理论必须被认定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纵观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论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被确定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是相互矛盾的、是相互斗争的、是前者被后者否定的，但它们在领袖在位时，都是不容质疑的“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缺失的原因还在于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曲解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绝对化。
我们在谈到苏联在建立其社会制度、国家政体、社会结构时将“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的意义重要于合理性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意义，实际上就包含有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误解。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时，并没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所有存在加以完全的否定，而是对合理性的方面加以肯定，对不合理的方面加以批判。因而提出了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论断。这里的“一切文明成果”当然不仅是科学技术的成果、生产方式的成果，也包括思想的成果、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这一原理包含着这样一种必然，即，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存在任何共同点的两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共同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有着差异的社会。抽象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体现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性方面的同时，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体现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方面的同时，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文明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方面的同时，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而不能认为是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现存的一切，使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绝对不同时，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种绝对化的扬弃很可能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体现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合理、文明的那些成果也一并扬弃了。扬弃了体现人类社会合理、进步、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社会又能体现多少进步、合理和文明呢？而这种扬弃人类社会进步、合理、文明成果的手段、政策、观念本身又能够是合理的和科学的吗？比如，扬弃了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家们的揭示资本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就会影响到同样是资本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体制的建构，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合理运行，也就必然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成熟的理性思想，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们缺乏理性，就会使不理性的个人意志、自我为中心大行其道；扬弃了民主主义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法制理念，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体现它是法制社会呢？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具有的民主、平等、人权保障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还不是很充分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更充分地实现这种合理性呢？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以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专制、集权、官僚、愚昧、保守、野蛮的制度方面、体制方面、观念方面的合理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防止自身体内或仍然保留的、或可能产生的、或可能复活的专制、集权、官僚、愚昧、保守、野蛮现象呢？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的货币分配、依据人创造出的实际价值分配、国家的税收单一性的分配这种基本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杜绝具有封建性质的实物分配、依据权力-地位-身份分配、国家分配形式的随意性的分配呢？不杜绝这种具有封建性质的分配，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防止特权阶层的形成、防止社会性的腐败呢？
当苏联以绝对化的方式来建立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国家政体、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社会运动作机制的社会时，它也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与人类文明的、理性的、进步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内涵的思想，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但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说，它是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人的解放的理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前后衔接、同一目的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范畴。而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异化学说、国家学说、民主管理思想、阶级消亡理论、共产主义原理等等，则属于人的解放理论的范畴。在无产阶级及其被压迫阶级没有获得阶级人解放的条件下，人的持续的和完全的解放是无从谈起的。阶级人的解放只能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而且是前期的、很小的一部分。这样，致力于阶级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在无产阶级取得自身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后，人从“阶级人”的存在状态转变为“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人的后续的、持续的解放就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不能将非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社会发展的目的）。阶级人的解放成为人的后续的和持续的解放的条件，而人的解放则是阶级人解放之后的必须持续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人的解放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是人的解放达到一定程度时所体现的社会的组织形式。只有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才是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在社会获得阶级的解放之后，则把一切手段用来巩固政权、无限期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目的，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肢解和曲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的扬弃。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主义是无从发展的。
对于获得了阶级人的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学说，只能是发展为着人的后续的、持续的解放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人们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时，当人们只是把阶级人的解放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时，当人们只是把为了非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时，甚至当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学说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当作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企图纯洁马克思主义时，那就是在完全摈弃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在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曲解、肢解的状况下被屏弃了。而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了。
我们说杰弗逊之所以能够为美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是因为他充分地、深刻地理解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果，是他创造性地实践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民主主义思想的存在，是杰弗逊为美国奠定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杰弗逊也许只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政治家，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家。他或许就不会成为他那一意义的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
毛泽东主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了他自己创造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而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毛泽东主席却因为没有完整的、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使他没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弗逊式的政治家。而中国也像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因为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而没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一种符合合理性原则的、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和基本原则的不可变更的社会——政治基础，因而不断地遭受着灾难和危机。这既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主席个人的悲剧。因为正是这些灾难和悲剧损害了毛泽东自身的形象，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5．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坚实的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
杰弗逊的功绩就在于他为美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一种坚实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扬的精神，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和公众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美国1787年的宪法和1789年的宪法补充条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稳定的宪法，体现的就是一种社会——政治基础的坚实性和稳固性。而建立这样一种基础的意义在于，它会使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变更性（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美国社会最终也必然会发展成为使人的解放进入一个表现为是新的阶段、新的环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这种发展完全可能会以一种稳定的、由渐变到质变的方式为表现。因此，“不可变更性”只是相对社会的不稳定、动荡、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言的。）；它能使社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自发地趋于稳定性；它能使社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自发地趋于合理性；它能使社会形成理性的民众主流意识；它能使社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趋于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平等、诚信、泛爱、和谐的关系；它能够驱使国家和政府在趋于合理的意义上完善、廉洁、公正、精简、有效；它不仅能自约国家和政府建立与公民相互平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能够使国家和政府成为为公民忠实服务的一般化的社会组织（即国家和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同生产的、公民自己的社团等一切合法的社会组织一样，是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特殊含义的社会组织）。社会——政治基础的意义是如此地重要，是不能轻视和忽略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杰弗逊”来为社会主义奠定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仿效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国家实体。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才始终处于动荡、冲突、危机频发，社会发展趋向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也才仅仅经历了七十至五十年的时间，就在不断的动荡、冲突、危机之后，趋于了发展的停止，而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这说明，社会——政治基础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对这一意义的任何轻视和忽略，必将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意味着中国多么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性的、具有使中国社会趋向社会主义的、能够自趋合理性的、能够使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不可变更的这样一种体现于制度的、政体的、社会结构的坚实的和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建立起这样的社会——政治基础又显得多么地迫切。但这一切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中首要的不具备条件是没有发展起不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不再是曲解、肢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发展的、科学的、具有可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人们只能凭感觉、凭教训、凭对比、凭经验去摸索着建立一种社会——政治基础。甚至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基础，而只是对原有的基础进行一下清理和修补，或者是对原有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板块结构”进行修理、补缺和装修。如果说，宪法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一个社会的社会——政治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的宪法，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感觉的、社会教训的产物。而不是在一种思想体系影响下的具有清晰理念的产物。因此，它自身都是不确定性的，是处在不断地被修改（而不是修正）的状况中的。即使这样，作为宪法，它也没有真正起到宪法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为近期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社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之所以仍然没有建立起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政治基础，除了缺乏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因而不能出现杰弗逊式的政治家外，还受制于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影响。胡耀邦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遗留的混乱的社会局面和毛泽东主席的后期思想的主导作用所困绕。他不能不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清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方面。而赵紫阳则处在日益显露的社会腐败现象、人民的反腐败要求和西方势力的夹击之中。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以市场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的政策。这对全面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理念。特别是自朱镕基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和任总理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确实达到了人们非常希望达到的预期和速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令国人欣慰。
当人们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的中心、意味着是社会发展的全部时，不论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忽略社会的存在、忽略社会的发展、轻视社会——政治建设的作用这样一种必然。这种忽略和轻视对于客观存在着的由人组成的复杂社会中必然存在着的社会发展问题、人的发展问题、政治的存在问题、以及人的对社会的发展、对政治建设的不能回避的需求来说，就不能不在社会中有相应的反映。于是，人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看到了涉及到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政治的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危机。如：
权力欲、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权力的滥用达到了极至。
“吃皇粮“的机构和阶层发展到了空前的高比例。
不正之风成为权力场和官场中的无形规则。那些欲想无视、规避、抵制、挑战这些无形规则的人们，反而一个一个地遭遇到了明枪暗箭、冷嘲热讽和被孤立，狼狈地败下阵来。
腐败由个人行为和社会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了社会性腐败，发展到了政治腐败。腐败者们犹如千军万马，前赴后继、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生长着，流失的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不计其数。
腐败势力、黑恶势力不仅在编织着各自的网，而且在逐步相互交织、相互利用、相互依赖。形成了社会中的一种可以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不该存在的特殊阶层。
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不仅遭受着随意性的侵犯和伤害，并且表现出了成为可以被随意专政的对象的迹向。
社会无法形成理性的民众主流意识，思想空前的涣散。本能的、非理性的自我为中心成为了民众主流意识。
在社会关系中，在经济关系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不讲信誉不讲诚信不讲社会公德大行其道。
将属于他人的和他人从无中创造出的有据为己有的意识和恶习在滋生和泛滥。
国家和政府机构成为“创造”利益的、与民争利的强大力量，严重地违背着社会公职的本质。
体现为封建性质的官本位制、等级制、身份制和相应的分配制度，依然支配和影响着社会。
已经在民间消除了的封建迷信、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等封建沉渣再度泛起。甚至开始向官场中曼延。
帝王情结、皇权观念、清官意识借助文化的衣钵频显荣光。
无聊文化、颓废文化、愚昧文化、消极文化深入到了文化的各个层次。
……。
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就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意识形态危机，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信任危机，信誉危机，道德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社会危机，等等。
上述社会现象和危机又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建立起体现为是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性的，并且具有能够使社会趋于良性发展的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的坚实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说明社会仍然处于震荡、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或者，说明社会仍然处在孕育着更大的动荡的可能性危险状态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表现为：
社会将发展为是良性社会，还是恶俗社会（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以随意地侵犯和损害，社会性的腐败，公权的滥用，不讲诚信，人的随心所欲，缺乏基础道德，对人（自我的人和他人的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没有泛爱，只有泛恨，都是恶俗）。
社会将发展成为理性的社会，还是没有理智的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泛爱和和谐的社会，还是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无爱的矛盾冲突的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民主社会，还是权力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公民社会，还是官本位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是体现人的充分权利的社会，还是对人的权利可以任意支配的社会（如，由他人给任何一个公民以权利，由他人允许任何一个公民使用权利，他人可以随意地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他人可以随意地侵犯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都是对人的权利的支配。）
社会将发展成为趋向于阶级消亡的阶层社会，还是回归阶级社会的倒退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完全的资本社会，还是半封建半资本社会。
社会将发展成为是以精神为旗帜的崇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还是以人为核心的推崇个人崇拜的社会。
正因为存在着种种令人担忧的、严重且危险的社会现象、社会危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才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起具有自躯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会朝向良性、合理、理性、稳定、公正、进步的方向（也就是我们上述中的前方向）发展，而不是反方向发展。建立这样的社会——政治基础的迫切性甚至到了再晚一步将不可挽回的程度。
6．中国仍然需要杰弗逊式的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需要杰弗逊式的政治家，需要的是能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政治家。而不是需要一个为中国建立起美国式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杰弗逊”。否则，我们的社会只需要将美国的社会——政治基础移植过来就行了。
我们且不说美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并不完全适应于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理念。即使美国的社会——政治基础的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使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发展的国家。但美国的这种成功发展并不是一个排斥了所有不合理、或者可以排斥所有不合理的成功发展。而且一些无法排斥的不合理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不合理仍然存在于美国，这也使美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某些不确定性。
这些非常严重的不合理，表现为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些消极的方面。如，美国的霸权主义意识和行径；美国的统治欲和企图主宰世界的行为；美国的帝国情结和好战行为；美国的攻击性民族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在国际关系维护人权、推崇自由价值和民主的实用主义倾向；美国的社会政策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支配而有失公正和正义；美国经济偏向于依赖战争机器和战争来拉动；美国的人的生存组织的小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美国的官方舆论从攻击性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的意识形态化和对公众的欺骗性；等等。
美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美国社会中的人的道德在基础道德之上能不能向上层道德发展？
美国能不能建立起新的人的生存组织方式和新的生活关系？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能不能成为一个理智的讲公正、讲正义、讲和谐、讲平等的国家？
美国能不能像马克思主义所表述的那样，成功发展在人的持续解放的过程中进入下一个阶段和环节所体现的社会组织形式？
美国社会的发展如果最终不能在上述几个方面获得突破，它会不会陷入动荡和不稳定状态之中，从而使美国成为陷入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的不理智社会，由此而将人类社会拖入新的世界灾难之中？
至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人们还看不到美国社会向这些方面发展的趋向。而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也很可能制约着美国的社会发展出现质的进步。当一个社会处于不进步的状态太久时，就会陷入发展的停滞，就意味着倒退，就会失去理智。
美国社会的这些消极方面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同它的成功发展一样，也是由它的社会——政治基础和这一基础所内在的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所决定的。
所以，杰弗逊为美国建立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基础只能是相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完美，美国的成功发展也只能是相对他国和历史而言的成功发展。
而我们的社会所应该建立的社会——政治基础或许在一般性上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共同性。如，是法制的，是讲民主、自由、平等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是对公权进行有效制约的，等等。但更应该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所建立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基础应该是相对人类社会而言的。它所具有的自驱力、自趋向性、自约向性不仅能够决定中国社会今天的成功发展，而且也能决定中国社会未来的成功发展。
党的“十六大”使我们看到了奠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基础的希望。
由此，我们的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杰弗逊式的政治家。
“马克思主义的杰弗逊”式的政治家，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造就有着清醒和清晰政治理念的政治家群体，就没有民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催生这样的政治家群体，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杰弗逊”这样的政治家。而没有杰弗逊那样的有着清晰政治理念的、将建立一个坚实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为己任的政治家，就不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基础。而没有有着像华盛顿、杰弗逊那样忠实地、不参杂私欲的、为国家为民族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品行的政治家，同样会影响到这一社会——政治基础的建设。
那么，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呢？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苏欧巨变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以为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是被肢解、被歪曲、被曲解、被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认真地审视西欧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发现，西欧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分析方法上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院马克思主义，但仍然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是不具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时，或许我们开始认真地探讨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了。因此，我们的社会是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的社会有还是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仍然以传统的方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或者是给创造出来的存在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或者是将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说成是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2）根本没有一个思想家和思想家群体在创造、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3）有这样的思想家和思想家群体，也创造出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但由于不可铭状原因，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公诸于世，不能为人们所评价、所批判、所选择、所接受，因而不能发挥其实际效用。
（4）有这样的思想家群体且创造出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公诸于世，而为世人所知。
如果我们的社会还不存在第四种状态的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状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很容易观察到的），我们就无法确定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既然我们的社会有产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和时机，而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有着探求真理的求索者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的是第三种状态。我们更期待的是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态能够从第三种状态向第四种状态转变。
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以这种状存在的，也才能对人的观念意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也才能产生钱币的另一面。即产生有着清醒意识、有着清晰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涌现。
有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有深谙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群体，有杰弗逊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能够建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政治基础。
我们的社会一旦建立起了这样的社会——政治基础，我们社会的未来发展同样会是成功的发展。而且，这一成功发展是扬弃了美国成功发展中产生的那些消极方面的成功发展，是不存在美国那样的在成功发展之后仍然存在着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成功发展。这种成功发展也是一种价值。但这种价值是不需要以历史的社会主义的那种输出革命的方式来推行的，更不是需要以美国的那种用武力的方式强加于人的。由于体现这种价值的社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是符合人的持续解放的需要的，因而是令人尊敬的，是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的，是值得仿效的。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体现这一价值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应该是内含这一价值的强大的、光彩的国家。
对此，人民期待着，社会主义事业期待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期待着。
这本册子通过阐述杰斐逊与美国发展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关系，来表明中国的发展与杰斐逊式的政治家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杰斐逊式的政治家与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