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星相学：从奥古斯丁到皮科
在《上帝之城》第五卷中，奥古斯丁追问罗马帝国强盛的缘由，矛头直指当时流行的星相学。根据星相学家们的看法，人类王国的兴衰依从命运;而命运归根结底来自人受孕或出生时的星座所具有的力量。对此，奥古斯丁指出，无论星相学家认为星座的力量源自上帝还是与上帝的意志无关，其理论都是荒谬的。
命运不可能由星座决定
奥古斯丁首先质疑说，如果人出生时的星座决定其命运，为何孪生子出生时的星座往往相同或者差距极小，命运的差别却如此之大?比如，以扫和雅各，乃是一个抓着另一个的脚跟出生，行事却完全不同，最终的命运更是有天壤之别。其次，针对有的星相学家提出来的，人受孕而非出生时的星座更能决定他的命运，奥古斯丁回应说，有些孪生子明明同时受孕，因而受到同一星座的影响，但出生时性别却根本不同(如，龙凤胎)。再次，按照星相学的逻辑，地上的某些动物和植物本是在同一星座中出生，因而应有相同的命运，但实际上，同一时间出生的动物有苍蝇，也有骆驼，同一星座里的庄稼有的茁壮成长，有的则因发霉而被毁。人或其他生物的命运，都不可能由星座来决定，星相学逻辑根本上说不通。
在奥古斯丁眼中，星相学家所谓的“命运”“是所有关系和一系列因果链，这个因果链使得一切是其所是”。因果链的顺序和链条只能归于上帝的意志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只有上帝的意志才可以称为命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牵着走”。不过，奥古斯丁注意到，一旦将上帝的意志上升到命运的高度，人的自由意志便岌岌可危。奥古斯丁和西塞罗同样承认自由意志;但作为大公教会的虔诚基督徒，他又不得不坚持上帝的全能，坚持上帝的意志对未来的前知。这样，奥古斯丁就必须在两者间作出调和。对此，奥古斯丁强调，主张上帝的前知，并不等于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前知不等于预定，上帝前知了人的命运，预先知道所有的因果顺序，但人的每一个行为仍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
天体本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奥古斯丁的视角对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皮科·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动乱频仍，人们热衷于通过分析天体的运行来观测未来。在意大利，星相学尤为流行，以费奇诺为首的很多思想家都趋之若鹜，但皮科不满于星相学的逻辑。在《论人的尊严》开篇，借着亚当受造的“诗学神学”故事，皮科指出，人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自由意志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他所偏爱的形式。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皮科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在逻辑上也是更进一步：自由意志不仅可以用以行为上的抉择，而且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包括上帝的作用，自我完全决定自我。这一极具现代性的人性论使得皮科对星相学的反驳更为彻底。
众所周知，作为费奇诺的学生，皮科深受其影响，在星相学问题上，皮科与他的导师存在着明显分歧。对费奇诺而言，星相学意味着，通过掌握天体的运行变化来调整灵魂的状态，使之与整个世界的意志即上帝相符合，从而实现人在宇宙中的和谐。但在《论人的尊严》中，皮科声称，地理位置的高低并不能决定德能(virtus)的高低。从位置上说，天体比人高，但其德能却并不必然高于人。人的自由意志如若发挥得当，就会达到或超过天体甚至天使的高位。在《创世六日》中，皮科指明，天体原本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属性不过是发光和发热，对人的道德行为没有任何影响，更谈不上决定人的命运。
命运来自人自身
与费奇诺相比，皮科将天体完全自然化，彻底否定了星相学的可能。但在命运问题上，他仍然遵循奥古斯丁的理解，把上帝作为命运的最终根据。在《驳星相学》中，皮科对命运问题的表述比在《创世六日》中更为激进，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奥古斯丁的现代面相。如前所述，奥古斯丁所理解的命运，最终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但《驳星相学》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所理解的命运，不是上帝的力量或自然，也不是这个事件的其他原因。而是说，它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出于命运。毋宁说，我们排除了命运的任何原因”。在皮科看来，命运就是命运，没有其他原因可言。自然不是命运，因此天体的运行不能影响人的命运;上帝的力量也不是命运，人的命运在于它自身。命运来自于命运自身，这意味着，它来自于人自身，来自于人的内在自我(卡西尔)，或者如同皮科所总结的，“命运是灵魂之女”。这种理解剔除了奥古斯丁命运观中的上帝因素，使意志的自我决定进展到命运层面，进一步扩充了人的主体性自由。
由此，皮科彻底否定了星相学的理论可能，为开普勒的现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同样地，借助这种主体性自由，皮科发展了奥古斯丁理论中蕴藏的现代因素，将命运从上帝的怀抱拉至人自身当中，为马基雅维利此后的思想革命彻底打开了空间。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皮科·米兰多拉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14XNF050)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