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礼学从“理”到“礼”的转型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主张做人要有规矩，治人者也需“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华民族以这种礼义道德和天理人格思想，维系着数千年间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明代礼学变异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亲亲尊贤”和“仁义礼知”体现在人伦行为上，重在一“礼”字，故《礼记》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用则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历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以礼经世”，以之为 “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上至朝廷典制，下至地方乡约，都秉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信条。即使朝廷处于“礼崩乐坏”之时，也仍然坚称自己为“礼仪之邦”。

　　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曾获得徽州大儒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箴言的切实指导。此后，明朝在意识形态上以程朱理学为准，尤其推重儒家礼仪之道。但在宋学传统影响下的明代学风，随着理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盛行，也逐渐“儒而归禅”。体现在传统礼学研究上，便是疏于研究经典文本，重在律令和礼俗的实践，“理学化”倾向十分显著，甚至因阑入道家和佛教而“禅学化”。

　　明代礼学的变异引起清代部分学者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礼有定制，不容轻议”，无论对礼书的研究和编纂，或是礼仪规则的履行，理应溯本求源，不能数典忘祖，“缘俗以行礼”;无论家礼、乡规，抑或国制，应以经典为依据，“以古礼证今俗”。他们倡导“回归原典”，认为“时有古今，礼无古今，惟论其是非而已。古礼今虽不能尽俾世从，然为之推详其旨，阐明其义，使后之人晓然知先型之本善，悔末流之已失，不亦可乎!”于是，清初学者转入对儒学典籍的辑佚和校勘，希望重塑原始儒家关于“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乐秩序。这一突出现象在明清鼎革之际以至乾嘉时期，逐渐形成礼学研究的繁盛局面。

　　开创皖派学术一代新风

　　礼学复兴是清代学术的显著特色，以徽州学者的礼学研究最为突出。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曾对这一现象予以揭示，认为“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江戴之学自《礼》入。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而金(榜)、胡(培翚)、程(瑶田)、凌(廷堪)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学理层面而言，应是反理学的结果，即梁启超所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在民间学术层面上，徽州学者虽为朱熹的同乡，但对其“尊德性”却表现出异常的批判精神。他们由小学入经学，从复兴古代礼学入手，强调“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通过对古礼学与宋明理学的对比研究，完成了由“理”到“礼”的思想转型。

　　明代官方学术以程朱理学为准，呈现在徽州地域学术的表征上，则以“新安理学”为其鲜明特色。“新安理学”在经学诠释上承续着程朱理学的天理性命之学;在礼学经典的阐释上，传承宋元以来理学家“以理释礼”的学术路径。在“礼即是理”和“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下，明代徽州的礼学发展也日趋“理学化”。清初，徽州学者黄生、姚际恒、江永等，希冀回归经典，重建礼学正统，着力趋向朱子“道问学”之路。黄生《三礼会龠》、姚际恒《仪礼通论》和江永 《礼书纲目》“弃理言礼”，置宋明理学于不议不论之列，以训诂考证手段研究古礼，借以消解“天理人欲”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过渡和转型。江永则是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的关键性人物，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在其影响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展示了传统礼学研究和实学意识在清代的变迁与兴盛。同时，清代徽州礼学思想体系由此得以形成。

　　戴震是反理学的先锋，治学强调“为学须先读《礼》，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他认为圣贤之礼是对人性的合理约束，通过礼的培养，可以增进人的慈善之心和人文关怀。其《学礼篇》就考证先王的立政根本与民众的行事法则，突出“礼”的秩序性及其人伦规范，用以彰显人的道德意识与讲信修睦的社会意义。其《孟子字义疏证》通过“理”与“礼”的文献实证与义理解读，用“以词通道”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彻底批判，划清了实学与理学的界限，开创了皖派学术 “实事求是”的新境界。他的“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学说，“启导了十九世纪新理学的一线曙光”(侯外庐语)。与戴震同时代的一批徽州学者，如程瑶田、金榜、郑牧、汪梧凤、洪榜、洪梧、汪肇龙等人，对礼学研究多有造诣，对“理”与“礼”的思想考证也有所阐释，认为古人为“学”就是习“礼”，修齐治平即是一“礼”字。凌廷堪阐释了“舍礼无以言学”及“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的主张，推进了清代礼学研究的突破性发展。其“以礼代理”的学术倡导，与戴震“以理杀人”的学说一起，引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内在学术思想的争论，转向对社会制度的密切关注。

　　以礼学研究为治学重点

　　清季，以“绩溪金紫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更将江、戴的礼学研究和“理欲之辨”思想发扬光大。胡培翚亲炙于凌廷堪，又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发挥乾嘉朴学之长，弘扬江戴之学，秉承“以礼代理”思想，由研治古礼而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既着力在经典考证和躬行践履，更注目于民众的修身与齐家。俞正燮主讲书院，为“经师人表”，治学以礼为本，通经以致用，主张推行五伦之礼来整治社会，借以端正人心和社会风俗，尤为关心边疆的历史和发展、妇女的生存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而上，转向于“以礼为用”的实践形式，有力地促进了礼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其热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思想，也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徽州学者以礼学研究为治学重点，破“理”而立“礼”，以“礼学”代“理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完成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转型，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也深刻影响了时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徽州礼学的转型与建构研究”(13BZX04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