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庄子》的经典化建构
《庄子》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除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之外，还在于历代文人学者以不同形式对它进行的经典化建构。有清一代，桐城派作为文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对《庄子》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接受与传播，为《庄子》经典化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思想上对《庄子》自觉接受
桐城派宗法程朱，面对汉学的强势压力，始终坚持宋学以对抗汉学。但现实生活的种种挫折与失意亦使这一群体开始自觉接受《庄子》。桐城派领袖方苞、姚鼐皆以正统思想自居，但他们的作品中亦明显地流露出庄子思想倾向。方苞在《封氏园观古松记》等文中借庄子表达了人生无奈和世事无常的情绪：“庄周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向邪?”姚鼐《檥旧县》一诗真切地表达了超然世外的思想：“觕涉齐物旨，旷慕养生术。逐事偶在途，澹怀犹一室。复此对清远，未应嫌迟疾。顾与渔父言，仰送飞鸟逸。又浿沧波东，聊作前游述。”其他如戴名世、刘大櫆等人的思想受《庄子》影响则更为明显。
到了清代晚期，面对世事的无常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桐城派学者更自觉拉近了与《庄子》的距离，以期通过《庄子》来慰藉人生，淡化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纾。他在《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不成诗也》组诗中，自谓生于乱世，故将自己隐藏在庄子的精神世界里，“自处于逍遥之域，深得庄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指”。显然，在上述桐城派学者那里，庄子“逍遥”、“齐物”思想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寻求精神慰藉的良药。
桐城派人物思想上对《庄子》的接受与传播，还在于他们对《庄子》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刘大櫆有《庄子评点》、姚鼐有《庄子章义》、方潜有《南华经解》、吴汝纶有《庄子点勘》、马其昶有《庄子故》、林纾有《庄子浅说》，等等，借《庄子》以抒怀，无疑体现了这一群体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尚。
理论上对《庄子》主动吸纳
桐城派主要以古文名世，他们在构建文统的过程中，《庄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庄子随顺自然、法天贵真的思想成为他们建构文艺理论王国的重要思想资源。“自然”是桐城派文艺审美的至高境界。姚鼐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一文中云：“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左笔泉先生时文序》中云：“左笔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远韵，澄澹泬寥，如人入寒岩深谷，清泉白石，仰荫松桂之下，微风泠然而至，世之尘埃不可得而侵也。”为此，姚鼎提出“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答鲁宾之书》)的艺术境界，这正是庄子艺术精神之神髓。
桐城派还自觉追求庄子“全其真”的审美理想。姚鼐在《赠陈伯思序》一文中云：“自周及魏晋，世崇尚放达，如庄列之旨。其时名士外富贵、淡泊自守者无几，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达之中，又有真伪焉，盖人心之变甚矣!”显然，“真”是姚鼐评判人物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而“真”的内容即是庄子所倡导的“法天贵真”。
赋予《庄子》时代精神
桐城派继承了明清以来 “通子致用”的时代学术思潮。对于看似无用的《庄子》，桐城派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他们大力倡导提高《庄子》地位，重视发挥其经世致用精神，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功利性目的。
首先，大力提高《庄子》的社会地位。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第一次将先秦诸子中的《庄子》等文章选入，这在历代文学选集中是一次突破，意义非凡。曾氏又积极倡导将《庄子》作为教科书引入课堂，供士子们阅读。不仅如此，曾氏甚至大胆地将庄子奉为三十二圣贤之一，并收入其 《圣哲画像记》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曾门弟子黎庶昌与其师一唱一和，主张将《庄子》立为学官，并命曰“亚经”。这种力倡《庄子》的做法，史上罕见其匹，无疑极大地扩大了《庄子》的社会影响。
其次，赋予《庄子》新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赋予经典不同的历史使命，也使经典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清朝咸、同以后，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西学开始东渐，中西交流频繁，此时桐城派学者开始求新求变，主动以西学会通诸子。曾门弟子中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开眼看世界，他们的诸子学思想融入了很多新的时代因素，开诸子学现代转型之风气。薛福成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认为《庄子》一书“与泰西之学有相出入者”，因此从中西会通的角度阐释了《庄子》思想。将《庄子》与西方现代科学联系起来，认为庄子是“电学、化学之权舆”、“天算之学、舆地之学之滥觞”等，这些看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发前人所未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引领清代文坛二百年的桐城派，不仅全面推动了清代《庄子》经典化建构，而且为《庄子》经典化历程画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并直接开启了近现代《庄子》经典化的新历程，意义非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庄子》评点史”(12BZW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