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理论陷阱？
【摘要】智利、日本等国家的实践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发展瓶颈，而难以在短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消解社会不稳定性因素的正常状态。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陷阱。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攻坚期，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瓶颈”。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瓶颈 超常城市化 拉美陷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误解与厘清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江时学则认为，该报告中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中等收入陷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四个经济体陷入发展的泥沼之中，当时许多人预测，危机所揭示的结构性弱点——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将使该地区陷入滞胀，但危机过后，东亚经济体的表现依然很出色，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的延伸探讨。当前使用该概念频率最高的当属中国学者，特别是在探讨拉美国家现代化的教训及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时，许多学者往往将“中等收入陷阱”特指“拉美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定义，人均GDP在996美元到12195美元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拉美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属于中等收入的就有28个。二是拉美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拉美主要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开始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波动大、贫富差距凸显、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对外依赖度不断攀升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在高收入国家行列外徘徊。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2年，拉美国家平均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达38年之久，其中阿根廷时间最长，已达50年，墨西哥38年，巴西37年，哥伦比亚33年。当前国内诸多学者针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都有质疑和自己的见解。郑秉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己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和3次跨越。中国要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施“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其中，破除制度壁垒、革新社会政策和健全基础设施则构成了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樊纲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福利陷阱，其根源是生产力的发展滞后于工资、福利的增长。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还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推行高福利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刘福垣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任何国家和社会平均收人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正常规律，其本质上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孙立平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为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是改革受挫或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而是“转型陷阱”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而打破“转型陷阱”的关键在于，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胡鞍钢则认为，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他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经济转型的滞后，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常城市化”、阶层矛盾激化、公共服务欠缺、社会犯罪骤增、制度创新受阻等因素交织影响，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中等收入陷阱”。他提醒中国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演变为“政治民主化陷阱”。瑞士银行经济学家安德森则从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入手，通过数据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总体上也并不低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因而把人均收入增长停滞或较慢作为陷阱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从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虽然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高度重叠的“中等收入陷阱”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就得为此背负掉入陷阱的包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误解。误解一：概念的狭义化。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指“处于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4000美元)行列之后，便出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徘徊在4000到5000美元附近的现象”。世界银行认定出现这种现象的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主要国家墨西哥、巴西、乌拉圭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人均GDP来评判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劣。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是否达到某一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显失考虑的。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被视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造成许多国家忽视了生态坏境的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因而，单从某一确定的数量化指标来审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很难有说服力。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层次结构是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发展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利”。由此，“中等收入陷阱”仅从经济角度将不同国家人为划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级，而不考虑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文化软实力和社会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另外，“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不是确定的概念，也是不稳定的概念，价值不大。我们应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划定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准线也将会发生变化。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经济短时间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命运。阿根廷早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同样，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攀升的萧条景象。既然增长停滞乃至倒退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并非中等收入国家所独有，那么是否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无法得到证明。
误解二：概念的标签化。《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大显性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在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我们可以大胆估测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处于“起飞—走向成熟”的阶段。罗斯托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通过经济模型分析后认为，要实现这一阶段的跨越大约需要60年的时间。就发达国家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的表现而言，这些其实都是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同样存在于“低收入”阶段，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美国20世纪60年代“校园革命”是典型的社会动荡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经济滞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有的学者把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其实，20世纪8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拉美主要国家已经达到或跨越了世界银行按汇率法分类划定的高收入门槛，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因而，以拉美为典型案例的中等收入陷阱说无疑是有异议的。中等收入陷阱带有浓厚的主观价值评价色彩，是对经济发展受阻国家的人为标签化，严重的会造成这些被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全球化，特别是国际贸易过程中失去发展机会，增加发展困难，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误解三：概念的危害性。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的中等收入陷阱，反映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霸权话语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以拉美国家阿根廷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拉丁美洲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鼓动和改变那里原来保守而稳定的民族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很多拉美国家在美国专家的鼓动和直接指导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政策，包括矿产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产业都实行经济完全私有化，模仿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彻底放开金融和经济管制，以适应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发展。2001年阿根廷爆发全方位的经济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撤离资金，导致阿根廷经济受挫，却被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定义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阿根廷全国处于戒备状态，紧急采取临时性措施，结果不但没有挽回过去的辉煌，反而干扰了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使阿根廷陷入新一轮危机的漩涡中。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的增大，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概念澄清：“中等收入瓶颈”的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难以概括一个国家踏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发展的全貌。简单的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指标既无法反映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民主法制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将人均收入能否达到某一人为设置的标准视为陷入或者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会诱导发展中国家将社会发展片面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加。科学理性地认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路径，是这些国家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至少它指明了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的、客观的共性问题。本文基于此，将“中等收入陷阱”修正为“中等收入瓶颈”。正如前文所论述，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某一确定的中等发展阶段后，由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更高的发展程度，并长期处于由中等水平向高等层次跨越的瓶颈中。“中等收入瓶颈”并不是一个狭窄化的概念，经济领域发展的困境往往会造成政治、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发展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实现了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长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在承认中国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取得成就的同时，诸多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典型的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乃至深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样面临着“中等收入瓶颈”的挑战和考险。
中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因素分析
由于“中等收入瓶颈”的客观存在，中国未来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在经济领域，由于国民经济增速的下滑，产业结构升级负担的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动力不足，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来保证社会良性运行难以实现;在政治领域，官员腐败问题尚未根治，社会不和谐的潜在风险因素威胁政治稳定;在文化领域，民众意识内化的淡漠，强势文化的侵入，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发展格局中缺乏应有的自信心，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上述三种困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中等收入瓶颈”。
经济常态化瓶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跳出低收入国家队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单从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中国已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性。经济增长本身就带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对社会发展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同时经济增长的地区和阶层差异会加剧社会不平衡和不公正。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干群矛盾、劳资纠纷、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因素的不断累积，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产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长7.4%，相比于2013年减少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将面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也即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指标疲软、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国内消费带动效应受阻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现象。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政治民主化瓶颈。由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生产要素释放经济增长红利能力的下降，因而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奏效。于是，相关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法实现自身权益的精英群体，开始寄希望于以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来实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以拉美国家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受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浪潮的影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民主化”。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然而，实际情况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导致了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经济“失去的两个十年”。2013年拉美贫困率高达27.9%，是世界上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当前的民主建设需要吸取拉美民主改革的经验，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夯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各民族的爱国情怀，避免“街头民主”诉求的无序膨胀，防止“民主乱象”扰乱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
文化多元化瓶颈。中等收入瓶颈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表现较为显性，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思想文化的变迁往往根源于政治体制变革和生产方式创新。因而，中等收入国家如果在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不良反应，必然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动荡。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文化的多元化所导致的非主流文化的兴盛，由此引发国民文化的不自信。主流文化和主旋律是我国根本价值的核心所在，是保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坚实精神力量。伴随着社会转型深度、广度的不断延伸，如何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塑造整个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是摆在中国改革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关键议题。从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主流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人们社会心态的变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由于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极易形成反文化心理，比如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压抑焦虑、怨恨不满、失衡偏激等。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群体则拥有过多经济资源，这就容易滋生诸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主义文化，它腐蚀着社会主义道德大厦，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路径选择
既然在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经济增长放缓、停滞乃至倒退是在不同收入阶段的各个时期都可能出现的现象，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人为构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具体地分析后发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与挑战。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扫清制约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不利因素。民主法治虽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要想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民主法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和重要前提。一个国家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增反减”。而人均财富的低水平就会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并导致不满情绪的积累。民主法治保证了政治的有效运转，倘若由于民主法治的缺失而引发整个社会强烈的反抗心态，其结果必定是扰乱经济建设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拉美国家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恰好的证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远没有得到巩固，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拉美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拉美国家的政治腐败，进而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相当有效的政府力量。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威胁经济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政治改革进程的缓慢和无效，严重阻碍了拉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拉美腐败之风尚未根治，贫困人口生活艰难，法治建设难以推行，已经威胁到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中国应汲取拉美国家的教训，在保证政治体制稳定的框架内，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坚持”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中国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关键当口维持经济发展的常态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强调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然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实施融入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曾提出：“为什么现代化和增长的快速扩张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答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资本的不断开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科技的转让。”近代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成功的高收入经济体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实现的。因而，后进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实现经济追赶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充分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中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直接借鉴和汲取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才能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发展工业经济的知识、技术和信息。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开始全球化扩散，使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早期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陷阱，后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需要二十几年就能在其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因此，作为对世界经济存在高度依赖性的中国，只有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参与外部资源的交换，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后进发展中具备实现追赶跨越高收入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避免跨越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果按罗斯托“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说法，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正从“起飞”走向“成熟”。由于起飞阶段是工业化国家在具备起飞前提条件基础上经济增长的实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政府为经济的追赶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以维持国家经济的稳定，防止社会的剧烈震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具备实现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经济增长不再是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而是要进行技术的创新。没有不断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也就无法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素质和创新激励。这也就不难理解那种以政府的强制干预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在现代化工业时代人均收入增长遭遇瓶颈的原因。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万能钥匙”。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议题，也是确保经济增长背后预防社会断裂的重要前提。
着力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经济效应，增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局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而是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社会福利也不断提升。通过增进社会福利来刺激人民群众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从我国发展的实践来看，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百出。一方面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社会公共资源来获取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难以惠及广大的劳动群众。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及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弱化了社会发展质量，使得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分化明显，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风险及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需要从发展型社会政策领域寻找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的前瞻性手段。它充分考虑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增强人们的潜在能力，赋予他们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权利。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政府财力比较薄弱的实际，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结合我国发展的实践，探寻一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第二，科学合理地选择社会政策变革的路径，既要有效地分散社会风险，增强社会凝聚力，又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并行不悖。
结语
毋庸置疑，“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带有“污名化”的标签，用来衡量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理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民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和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虽然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只要处理得当，中国仍可以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全面攻破束缚社会改革的体制障碍，厘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疏导社会戾气，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当前，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冬天”的来临。相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本改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科学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必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层社会矛盾演化规律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抽样调查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10BSH013。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唐惠敏为本文的共同作者)
作者
范和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安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上下册)》、《行政管理新论》、《转型期安徽劳资关系实证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