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

浏览:3收藏:0赞:1

作品名称: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

作者:中思

学科:哲学

出版社:

推荐图片

内容简介:

这篇文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论思想”,第二部分是“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分析了理论思想与政务思想之间的区别。第二部分分析了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消失的过程和原因。

目录:

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

2015324日——201548

 

    这篇文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论思想”,第二部分是“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而这两个部分又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这两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标题,而其中任何一个标题又都可以作为整文的标题。这篇文稿在写作时是用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这一题目命名的。在以“论思想”的标题分别以独立篇章上传了这篇文稿后,现再将其以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演变”的标题整篇将其上传于我的博客上,以便于喜欢这篇文稿的人们阅读。2015426日日注

 

第一部分 论思想

 

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引导社会的合理发展方面,体现在创造现实合理存在方面,体现在丰富人类合理生活方面。

 

据此,我们可以把思想概括地分为三类。

 

一是理论思想。

 

二是政论思想。

 

三是平民思想。

 

平民思想即是产生于民众中的思想。平民也会有思想吗。当然会有。大凡一个开始具备思维能力的人(如婴幼儿),即可产生思想。当人们看到一个婴儿关注一个玩具、一种颜色、一个生人时,他实际上就开始了思维,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他的思想(当然,婴幼儿还不能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再如,对于人类中丰富的饮食来说,它们都是民众思想的结果,是平民思想的体现。当一个民众用他的大脑思维一种新的饮食和这种饮食的制作方法时,这个饮食的形态、味道及其制作的方法就是他的思想。当然,民众可能不会把这种思想用文章、报告、理论等方式表达出来,而通常是用这种思想支配他的制作饮食的行为——饮食的制作——和行为的结果——食品——来体现的。所以,今天人类所能够享用的丰富的饮食,就是通过千千万万个民众的思想而造就的。再有,今天的体育项目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是源于民众娱乐活动的,而这些最终演化为体育项目的娱乐活动,又都是源于民众思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民众的思想是体现于人类社会中的合理的丰富的生活中的。对民众来说,他们所产生的思想通常会蕴含在其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中,这即是平民思想表现形式和存在特征。而平民思想的作用正在于创造人类自身丰富多彩的生活。

 

平民思想的这种表现、特征、作用,还可以更广泛地体现在手工业产品生产、艺术品生产、音乐创造、器乐制造、服装制作、农业生产方式等等方面。面对人类社会今天所处的家庭不断小化的生活关系、面对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减少的生活关系、面对人际关系日益冷漠的生活关系等等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在有着科学、合理的理论思想这个基础性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民众的思想或许会对改变民众自身的不合理的生活关系有着积极的和现实的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平民思想也是不能轻视的。甚至于,在特殊的时期(如社会没有思想家和理论思想;社会中的政论思想不是专制性质的,是容许平民思想存在的),民众思想中的正面的思想是可以以主体的形态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应该创造良好的能够使民众产生健康、合理民众思想的条件,让民众自己继续丰富自己的生活,继续合理自己的生活关系。

 

这里,我们主要想讨论的是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或曰政务思想)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异,以说明它们各自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大致来说,理论思想和政论思想存在着以下一些重要方面的差异。

 

——从职业对思想属性的决定作用来说。

 

思想家们的思想通常属于理论思想。这是由思想家们的“职业”属性所决定的。思想家们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创造思想。思想家们的创造思想的职业通常又是以两种方式表现的。一是以创造思想为专门的、专一的职业,如马克思。二是以兼职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创造,如恩格斯。因为恩格斯首先是一个企业家,其次才是一个思想家。也正是恩格斯是一个兼职的思想家,所以他才有资力维持自己的思想家这一兼职,和资助马克思这一终身以创造思想为职业的思想家。不论思想家是以兼职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创造,还是以专职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创造,其共同点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创造的。

 

对政治家来说,“政治家”本身就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从事社会管理的职业,是解决、处理政治事务、社会事务的职业。从事“政治家”职业的政治家在管理、解决、处理社会和政治事务时,是必然要形成思想的,这些思想通常是通过言简意赅、直接明了的话语、决策、文件、指令、报告等等来体现的,而无需以细致分析、亢长理论的方式来表达和体现的。因此,这些针对和用于管理、解决、处理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思想,就是一种政务思想或政论思想。

 

——从思想的表现形式角度来说。

 

所谓理论的方式,有着它自身的特点。理论思想的创造通常是以写作和文字的方式为表现的。也如上述所说,是需要通过运用复杂的思维,经过细致分析、亢长理论的方式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思想家们对自己的演说,只要其内含有新的思想,思想家也通常会再度花较多的时间,通过写作和文章书籍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理论;

 

理论思想的创造通常是通过复杂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演绎、辩证、分析、批判……——进行思想的创造的;

 

理论思想的创造对一个具体的思想家来说,虽然可以通过他的思维、通过写作使其思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一个体系,但也就是围绕那么几个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如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极其庞大的,但也就是来说明当时的资本、分配、剥削、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问题的。而像弗洛伊德几乎用了他的全部时间来发现和分析人的精神和心理存在。同样,萨特用大量的时间所发现和阐述的也就是人的个体这种存在(即存在主义)的。

 

与思想家不同,政治家由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即时地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的思维通常是以即兴的形态,即刻的方式、口语的方式为表现的。是在一定的基础性思想的基础上、或者在不需要任何基础性思想的状况下通过感觉、直觉、决心、毅力、魄力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然后再接着去解决下一个现实问题时,再度通过即兴的形态,即刻的方式、口语的方式相应地产生新的政论思想的。政治家可能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的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因此每天都会相应产生很多的思想,他们是无瑕以理论的方式阐述这些思想的,因此这些只能以政务思想(或政论思想)的形式存在。

 

——从思想形成的时间角度来说。

 

理论思想创造最大的特点是时间。农民把时间主要用在农业生产上,工人把时间主要用在工业生产上,艺术家主要把时间用在艺术的创造和表演上,政治家主要把时间用在应对千变万化的政务上,如此等等。可以说,任何一个从事一定职业的人,是必须把时间主要用于这一职业上的。

 

思想家作为用理论的方式创造思想的职业者来说,他也必须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思想的创造上。思想家可以在三五天里什么也不做,就为着写一篇文章。思想家更是要用其一生去创造和形成他的思想体系。没有时间,一个人就不能连贯地进行复杂的思维,就不能形成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相互映衬、互为基础、互为高度的系统思想或体系思想,就不能把复杂的思维过程、思维结果以理论写作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不会形成我们所熟知的诸子百家思想、古希腊古罗马思想、民主主义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弗洛伊德思想、萨特思想等等,等等。

 

而政治家在形成自己的政论思想时,是真的不能像思想家那样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思想家可以为了写一篇文章,需要三五天的时间。而政治家却每天都需要处理和解决很多的事务,并相应地形成很多的政论思想。政治家也不需要使自己的政论思想形成可以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相互映衬、互为基础、互为高度的系统思想或思想体系的。他们需要的就是及时地、即刻地解决现实问题(当然,解决的现实问题最好能够表现出充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卓越性)。因此,政治家只能凭借我们上述的通过感觉、直觉、决心、毅力、魄力的状态,以即兴的方式、即刻的方式、口语的方式来形成和表述自己的政论思想,并将其实践于社会存在的创造。否则,政治家只能表现为是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缺乏才能的。

 

——从思想自身构成的角度来说。

 

理论思想的创造所具有的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在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中,“发现”占有极大的成分,通常是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构成。如发现存在、发现规律、发现本质、发现必然,发现基本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总之是发现人们尚未发现的、尚未认识的、尚未感觉到的东西,是发现存在于那些人们所认识到的、所感觉到的、所熟悉的、所习以为常的东西中的内在的东西。

 

而对政治家来说,“发明”则是其政论思想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政治家的政论思想就是具体的、实在的发明。这个表现为“发明”的政论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解决和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措施,再具体地说,就是政策、法律、政令、指令等等用于支配实践和创造存在的思想,也就是创造社会存在的政论思想。

 

——从思想的时效性角度来说。

 

思想是具有时效性的。可以说,好的理论思想的时效性是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如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道、博爱等等思想的时效性,就是长久的和永久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思想的时效性也必然是永久的,也必然会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础性思想的基础上,才可以在未来发展出更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才可以产生用于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政论思想。可以说,人类社会越是接近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的这种时效性就会越发地显现出来。

 

与理论思想的这种时效性相比,政论思想的时效性可以说是即时的、短暂的、甚至是瞬时的。所有的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的政论思想一经产生,一经用于创造存在,很可能瞬时遭遇世人的反对而消失。即时是创造了伟大业绩的政论思想的时效性也是短暂的。我们拿美国历史中的两位杰出总统为例。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华盛顿用他的政论思想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社会存在。但美国不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再创造一个同样的美国。因此华盛顿的政论思想也就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而失去了效用;杰斐逊更是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系统性的政论思想。杰弗逊政论思想的宏大甚至可以堪比理论思想。杰斐逊用他的政论思想创造了一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最为合理的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这个社会存在,由此奠定了美国朝向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美国最终发展为世界的超级强国,是得益于杰斐逊为美国建立的这个坚实基础的。但杰斐逊的政论思想即使再宏大再优秀,它的时效性也只能随着美国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完善而结束,美国需要的是不断产生的新的政论思想。从政论思想的整体性上看是如此,从一个一个具体的政论思想来看,更是如此。一个政论思想一经形成,即会用于实践,又会通过实践转化为存在。至此,这个政论思想的时效也就到此结束了。

 

——从思想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说。

 

理论思想主要不是用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是作为一种基础性思想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理论思想被民众、被从政者、被政治家接受后,就转化为了他们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民众遇到具体的事务时,会形成自己的思想以用于支配自己的行为,如文明行为、理性行为、泛爱行为、民主行为、对政府的监督行为、对政府的批评行为等等、等等。当理论思想被从政者和政治家接受后,则转化为了他们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从政者和政治家们会产生自己的政论思想,以用来创造社会的存在。如,自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以后,它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大部分政治家头脑中的基础性思想,所有这些政治家的政论思想也就是在这个基础性思想的基础上滋生出并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存在的创造的。再如,弗洛伊德创造的理论思想,就成为了他之后的所有从事精神和心理分析及其精神和心理治疗这一行为的人们的基础性思想,成为继续研究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思想者们的基础性思想。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础性思想,或政治家拒绝和排斥合理的科学的理论思想,那将会这样呢?或许,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政论思想的出现,进而在这一政论思想支配下的德国社会存在和日本社会存在的被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社会存在的被创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或许,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对政治家来说,他们的职业就是社会管理,就是通过社会管理创造新的或维持旧的社会的、人的、自然的存在。而社会管理面对的是由人、由社会事务、由自然构成的纷繁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矛盾,而这些社会矛盾又是千变万化的,存陈出新的。政治家的职责就是把社会中存在着的纷繁的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理顺,拿出解决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而不论这些方式方法是正确还是错误)。因此,政治家也无时无刻不在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思维,这种思维就是政治家进行职业活动的表现。且这种思维通常是以即兴的形态,即刻的方式、口语的方式为表现的,是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通过感觉、直觉、决心、毅力、魄力去解决一个现实问题,然后再接着去解决下一个现实问题的。即便政治家们将他们的思想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其所针对的也是现实社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方法及措施,是一种对政务的实践。对这些政务的实践必然产生结果,这些结果就是存在,就是政治家们创造出的存在,不论这些被政治家们创造出的存在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顺应民意的还是违背民意的,是符合社会及人的发展规律的还是违背规律的,它们都是政治家创造出的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的成就和功绩体现于创造出的合理和美好的存在(如社会的合理程度、社会的稳定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国民就业程度、人民生活幸福程度、人民对社会和政府的满意度、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企业发展条件状况、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国民的文明程度、国民社会意识公民意识提升程度、社会犯罪率程度、国家机构和政府的清廉程度、国家和政府对人民的忠诚和服务程度、乃至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突破等等),而不在其用于创造存在的政务思想。对政治家的政务思想来说,即使是再优秀的政务思想,也是会随着后继政治家的出现而被“淘汰”、弃置的。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政论思想属于即时即用的思想。这也是政论思想时效性的体现。

 

——从思想构成的容量角度来说。

 

尽管大多数思想家在其一生中,著述颇丰,巨著浩繁,但究其内在,也就是用复杂的思维,借助理论这一形式,探究那么一些问题而已。如弗洛伊德也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存在和心理存在问题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不可谓不浩繁,但它是由不同的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思想体系。而创造这一思想体系中的不同的思想家则是注重于不同的思想领域的。如孟德斯鸠是侧重于对法和法的精神的研究的;如卢梭,则是着重于人民主权思想的创造的;而康德则是着重于对人及人的权利的研究的,如此等等。

 

而政治家的政论思想就不同了。政治家的思维有一个特征,那就是针对社会中存在繁杂问题、社会问题的千变万化,而会产生千变万化的思想。甚至是,政治家每处理一个现实社会问题,都会产生一个乃至数个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想想吧,一个政治家在其从政的生涯中,会产生多少政论思想呢?如果把政治家在其从政的时间内对面对过的社会和政治事所表达出的政论思想一个一个地统计出来(是思想的个数,而不是如文字那样的容量),其容量是没有一个思想家所能相比的,那真的是太多了。这和思想家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内用理论的方式反反复复只关注几个问题以形成体系的、系统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政治家若像思想家那样在其任职的那段时间内,去进行理论思维,像思想家那样就解决几个理论问题,这样的政治家恐怕是当不了政治家的。所以,政治家的思想通常表现为是应对社会事务的政务思想或政论思想,是与思想家的理论思想完全不同的,也是不可能相同的。这也就是说,思想家不能去取代政治家解决现实的、具体的、纷繁的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政务思想。同样,政治家也不能取代思想家,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理论思维上,去把政论思想发展为理论思想,去创造理论思想,而贻误了政务。

 

——从思想的存在形态的角度来说。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理论思想基本有四种存在形态。

 

一是以无有的形态存在。如在原始社会时,人类还不具备复杂的思维能力,也不具备以理论的方式产生思想的能力。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是不存在理论思想的,这就表现为理论思想以无有的形态存在。即便是在人类具备了理论思维的能力后,无论是人类社会或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或因为一定的社会原因,或因为尚未出现有能力创造理论思想的思想家,理论思想也仍然可以以无有的形态存在。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理论思想就是以无有的形态存在的。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表现为使理论思想以无有的形态存在,其社会原因在于后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们所批判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没有思想自由导致的。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自然的原因,如没有具有优秀思维能力的思想家出现,也就没有理论思想存在,理论思想也就只能以无有的形态存在了。

 

二是以实在的形态存在。理论思想以实在的形态存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搭载理论思想的著述得以发表、出版,而成为公示、共知的思想。二是理论思想被公众和从政者们所接受,继而成为公众形成自己的民众思想的基础性思想,成为理论思想与民众思想相结合并支配公众行为的思想,和成为从政者们创造政论思想的基础性思想。因此,理论思想所显示的以实在的形态存在,就是理论思想既在形式上存在,也在实质上存在。

 

三是以形在而实不在的形态存在。以这种形态存在的理论思想,一般属于空想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确实是被创造出了,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无有的思想,它们甚至是以发表、出版的方式体现为存在的,因而是形在的。但是,由于这些思想的本质原因,它们不会被民众接受,更不会被政治家们接受,当然也就不会起到支配民众行为的作用,不会成为政治家产生政论思想的基础性思想。甚至,这些思想会在历史的过程中被人们遗忘。因此,从理论思想作用的角度来说,这些思想又表现为“实在”意义上的不在。这就是理论思想形在而实不在的存在形态。

 

四是实在而形不在。理论思想以实在而形不在的形态存在,确实是一种很奇特、很不合常理的一种存在形态。但理论思想的这种存在形态又确实是存在着的。说理论思想“实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一种理论思想确实被人创造出来了,是客观存在着的了,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无有,而是一种客观的有。二是,这种理论思想又确实在社会实践中被体现着存在,意味着它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更是一种实在的表现了。但是它为什么又是以“实在而形不在”的形态表现得呢?那是因为它没有获得可以成为公示、公知的机会,也就是没有获得发表、出版的机会,也就不能成为民众的、从政者们的基础性思想,因而不能以“形式”的形态来体现它的存在。这就是理论思想的实在而形不在的存在形态。其实,理论思想的这种存在形态在人类社会中虽然属于奇特的、不合常理的一种存在形态,或许并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中,可能有不少的有价值的理论思想是以这种形态存在过的。或许,如果不是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的部分理论思想也会以这种存在形态存在。

 

相对于理论思想的这些存在形态,政治家们的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的存在形态就“简单”的多了,那就是必然以唯一的“实在存在形态”存在。不论人类社会有过多少政治家,不论一个国家有过多少政治家,每个政治家的政论思想都必然会成为公知,都必然会相应地转换为政策、法律、指令、命令、措施、办法等等,而不论这些政策、法律、指令、命令、措施、办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符合规律的还是违背规律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体现进步的还是落后反动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不是这样,政治家自身都无法表现是存在着的。因为不可能存在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意见和想法也不表达,什么事也不做的政治家。因此,只要政治家的体现为处理社会事务的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成为公知了,它就是形在了。接着,政治家们的这些政策、法律、指令、命令、措施、办法还要用于处理社会事务的实践,并必然地会创造出存在。也不论这些被创造出的存在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符合规律的还是违背规律的,是体现进步的还是落后反动的,那就更是政治家们的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实在的体现。所以,政治家的政论思想是以唯一的实在存在形态存在的。

 

其实,思想家与政治家在社会中的这种职业分工的不同,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属性、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所能够发挥作用的不同,我在20008月的《论科学》的书稿这已有相似的表述。在《论科学》中,我是从科学的角度讲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职业分工和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差异的。

 

那么,揭示这种社会差异有其社会意义吗。应该是有的。在《论科学》中,我分析了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基础科学是揭示和发现自然和物质的存在和变化规律的。基础科学就是发现科学,是技术科学的基础。而技术科学则是发明科学,是在基础科学的基础上,来发明出无数的不曾存在的新的物质、材料、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等的科学。同样,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是相同的,也存在着基础与发明的关系。在这篇文稿中,我把社会科学中的基础与发明的关系直接地用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的关系表述出来。真的,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的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这就是说,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基础科学是极其重要的,是技术科学中的无数个发明的基础和导向的话,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理论思想和政论思想共同视为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理论思想则是“基础科学”,而政论思想就是“技术科学”。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没有基础科学、或没有基础科学的不断突破,就难以有无数个新的技术发明,就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影响人类生活的提高。同理,在社会科学范畴中,如果没有理论思想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如果社会不能借助于合理的、科学的思想理论这个基础,解决、处理社会事务的政务思想(或政论思想)虽然会随着政治家的轮换而不间断地产生,但其解决、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会表现为是一种应对式的方式。这种应对式的解决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是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的,甚至是会使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无所适从、停滞、混乱的状态的,会表现为社会发展方向不明确的状态的。

 

如果说,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的价值的话,那么也应该在思想领域中将理论思想和政论思想区分来看,不要再将它们简单地用“思想”视作为是同一的东西,就像不能简单地用“科学”把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视为是同一的东西一样,否则,理论思想就有可能被政论思想所取代、所掩盖、所排斥。把“思想”这个“帽子”拿掉,让理论思想和政论思想显示出差异,表现出区别,进而显现出它们各自的不可或缺性,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在社会科学观念中的重大突破,是一个社会在关于“思想”的观念上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可以拒绝的,而是对科学和规律的一种回归。

 

第二部分   理论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中的演变

 

    首先,我必须申明,我以下所讲,是针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的。

 

    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这种职业区别,理论思想与政务思想这种在性质、特征、作用、存在等等方面的区别,或许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必然的分工。如民主主义思想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导向的,提供基础性思想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届一届的政治家们则是为着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这种分工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思想的,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们则是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问题的。

 

    人类社会从没有这种职业分工,到远远晚于其它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形成这种分工,应该是有其理由有其道理的,甚至是一种必然、一种规律。那么,如若这种必然不成其必然了,如若这一规律不成其规律了,又会发生怎样的社会状况呢?那一定是社会中不会有理论思想产生,继而是理论思想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再发生。没有理论思想、没有理论思想发挥作用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又会怎样发展呢?那一定是难以合理发展的社会,一定是在违背规律的状态下发展的社会,一定是社会发展遇阻的社会,一定是社会发展停滞的社会,一定是发展方向不明确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在奴隶制社会后期,在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在欧洲产生了古罗马古希腊思想,这些思想都可以称之为是伟大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属于理论思想范畴的。正是这些理论思想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跨越式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封建社会后期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显示出了同样的意义。那么人类社会如若没有理论思想,社会仍将存在,社会仍将变化,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将会怎样发展呢?

 

奴隶制社会后期,人类社会既然产生了伟大的理论思想,说明人类已经具备了产生理论思想的复杂思维能力和优秀思维能力。但在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没有产生理论思想,因此封建社会也就在其本质作用下延续了千年之久,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发展”状态。看看今天,西方社会在民主主义思想这个基础性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到了当代的发达程度。但是,由于民主主义思想自身没有得到更好、更合理的发展,没有新的理论思想来补充这个基础性思想,因此,今天的西方社会似乎处于了发展停滞的状态,处于了政治家们以应对式的方式处理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的状态,处于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不明确的自然发展状态。这足见理论思想的缺失或不足对社会发展具有的不利作用。

 

不幸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成为了这种没有理论思想的社会,因而表现为是在违背规律状态下发展的社会,是难以合理发展的社会,甚至是表现为是发展失败的社会中的一个支脉。

 

回顾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也视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是完全可以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的理论思想的。但是,如若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纯粹归类为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的话,那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还真的就是一部只有政论思想而没有理论思想的历史。

 

原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以理论发现为基础的,是以理论思想为依据的,是由理论思想为导向的。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思想就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性理论思想,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上的导向作用的理论思想,尚不能成为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发现的理论思想,尚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提供基础性思想的理论思想,也即不能成为可以在其之上产生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合理的、科学的政论思想的基础性理论思想。除非马克思一直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着,并不断地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发现和理论思想的创造,使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持续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论思想可以依据的基础性理论思想。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本原的基础上向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才能体现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仍然存在着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发现的理论思想,仍然存在着可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理论思想。但这种由后人发展的发展的、科学的、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本马克思主义了,但仍然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然而,由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没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产生的。

 

非常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产生理论思想呢?或者这种理论思想只是以在而不在的方式、发展不成熟的方式存在呢?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这种没有理论思想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以固化的形态存在的呢?

 

或许,这个历史是从列宁由思想家的职业、身份和地位转变为政治家的职业、身份和地位开始的。以1917的十月革命为界,在这之前,列宁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从事的是创造理论思想的职业。他的地位与其他思想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理论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之分。列宁和其他思想家之间是可以借助于理论的方式相互论战、相互借鉴、相互批判的。正是在这种相互论战、相互借鉴、相互批判的过程中,鉴别出理论思想的正确和错误、真理与谬误,继而对政治家、革命者、社会活动家、民众产生影响,决定着他们对何种理论思想的接受和接受程度。

 

但是,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理论思想的这种存在状态和相互关系,在列宁由思想家的职业、身份和地位转变为政治家的职业、身份和地位后,开始了一种演变过程。列宁的职业由理论思想的创造转变为政治家后,他所面对的是每时每刻需要处理的苏维埃国家纷繁的事务和诸如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保障粮食供给、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体、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等等这些急迫的事务,是把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处理上。这就决定了他不再可能去进行理论思想的创造了,而只能通过报告、讲话、演说、电文等方式形成政论思想。

 

但是,即使列宁的职业已经改变,但列宁的思想家的光环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两种可能的发生。一是政治家职业与思想家职业的混淆。由于列宁曾经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因此列宁仍将是思想家,即使列宁此时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家了。于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界限在列宁这里没有了,政治家和思想家成为一体的了。二是,列宁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且是显赫的政治家,是不可能不产生思想的。但是,由于社会并没有区分思想的“理论思想”和“政论思想”的概念,于是列宁在处理苏维埃事务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不会被视为是政论思想(或政务思想),而是以“思想”的名义归类为了理论思想。这就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导致了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的混淆。当然,这两种混淆并非是列宁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不清晰(意指,对任何事务来说,历史都存在一个不清晰的阶段。只有人从思想上、观念上、概念上将其搞清楚后,“历史不清晰”才会终结。因此可以说,“历史不清晰”是事务存在的普遍现象)导致的。我们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政治家与思想家在职业上的混淆、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的混淆都是存在的。

 

由于上述两种混淆的存在,随之又会发生另一种更有影响力的混淆,即政治家的权威与思想家的声誉的混淆。

 

政治家需要权威,权威有助于政治家成事。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也需要权威,也存在客观形成的权威。如丘吉尔就是英国的权威政治家,美国的四大杰出总统就是美国的权威政治家。即使是当代时时遭遇国会掣肘的美国总统,也时常动用权威手段来处理政务,那就更不要说领导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了。因此,列宁在当时的苏联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是,政治家的权威与思想家的声誉原本不是一回事,是不存在谁超越谁、谁影响谁、谁贬低谁的问题的,它们是完全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政治家的权威可以不掩盖和不压抑思想家的声誉,而思想家的声誉也是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权威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不同的职业,他们的权威和声誉只是应该相对于他们所从事的那种职业的,而它们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就如同政治家的权威与科学家的声誉不相干一样。也即,此政治家是不是比彼政治家更有权威,此思想家是不是比彼思想家更有声誉。而不是思想家有声誉了,政治家的权威就不在了、就暗淡了;不是政治家有权威了,思想家的声誉就不能有了。但是,在列宁时期,政治家的权威和思想家的声誉确实被混淆了,是合二为一了。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混淆(即政治家的职业与思想家的职业的混淆、政治家的政论思想与思想家的理论思想的混淆、政治家的权威与思想家声誉的混淆),在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就逐渐形成了由政治家取代思想家“创造”思想的局面,形成了政治家的政论思想取代思想家的理论思想的局面,形成了社会只有或只需要政治家权威的局面。如此一来,思想家和理论思想就日益成为多余的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这种“多余”和“不必要”是对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的,而不是对社会的合理存在和合理发展而言的)。于是,在列宁之后,人们不难看到,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再难以看到纯粹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和思想家了,那就更不要说一般意义上的(也即不涉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的和创造性的思想家及其理论思想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连理论也没有了。确实,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不乏理论家的。但是,理论家是不能等同于思想家的。思想家的特征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思想。当然了,如果思想家创造的思想是符合科学的和合理的,是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那么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就不只是属于他自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和人类的。而理论家则不同,理论家通常是研究、分析和阐释思想家的思想的。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理论家更多地是解析和阐述政治家的政论思想的。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理论家虽然很多,但就是几乎没有创造新理论思想的思想家。

 

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这种没有理论思想的历史是从列宁的职业由思想家转换为政治家开始的,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历史状况是由列宁造成的。事实是,在列宁成为政治家之前,即使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都受到了他的批判(当然,列宁的思想也会被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所批评),那些思想家仍然以思想家的形态存在着。即使是在列宁成为政治家之后,仍然有思想家是与政治家的列宁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存在的,也还存在着思想(包括政论思想)之间可以相互论战、相互批判的习惯和传统。因此,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没有理论思想的状况,是由历史不清晰的原因导致的,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对理论思想与政论思想、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差别进行客观地合理地论证导致的。由于列宁作为政治家的时间太短暂了,因此无法猜想如果列宁在政治家的位置上有足够长的时间,是不是会改变刚刚开始的创造理论思想的职业与政治家的职业混淆、思想家与政治家混淆、理论思想与政治思想混淆、思想家的声誉与政治家的权威混淆的状况,而使其回归各自独立存在的状态。

 

然而,创造理论思想的职业与政治家的职业混淆、思想家与政治家混淆、理论思想与政治思想混淆、思想家的声誉与政治家的权威混淆的状况在斯大林时代,已是不可改变的了,甚至发展为政治家取代思想家、政论思想取代理论思想、政治家的权威取代思想家的声誉的新状态了,是这种新状态的固化了。于是,在列宁时代的那种其他思想家与列宁共同存在,思想家(包括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列宁)之间进行思想上的相互论战的情形再也没有了。在“思想”这个帽子底下,就只有政治家和政论思想了。

 

那么这种新的“思想”状态,对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创造理论思想将会是一种风险,进行理论思想创造的职业将会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职业。这一风险通常表现为:思想者不能先于政治家创造某种即使政治家也认同的思想,因为这可能构成对政治家权威的不尊重;思想者不能创造政治家可能不赞同的思想,这有可能会遭致严厉无情的“批判”;思想者不能创造政治家不能创造的思想,因为这可能体现为对政治家的超越,构成了对政治家权威的挑战;思想者不能创造让政治家不高兴的思想,这可能带来麻烦;思想者不能对政治家的政论思想有任何的疑问,当然也就更不能对政治家的政论思想进行批评和批判了;思想者不能因为创造了卓越思想而获得声誉,因为思想家的声誉是对政治家威望的“压倒”;思想者表述思想的范围不能超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围(如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人性、伦理、博爱、自由,或如弗洛伊德和萨特那样的思想,等等,等等);思想者的思想只能以在而不在的方式存在而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可以看出,思想者的创造思想的行为不仅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而如果思想者不顾及这种创造思想行为的风险而去创造思想,随之就会遭遇创造思想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创造出的思想——所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如思想被赋予某种不好的属性(如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反革命思想、反社会主义思想等等),如思想者被扣上各种“帽子”,如思想者被认为有什么企图和图谋,如思想者的人身不具有安全性,如思想者的自由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甚至会危机到思想者的生命,等等。

 

面对这样的风险,一个社会如果还存在有思想者,但终究出不了思想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思想者不会冒着这种风险去创造具有“风险”的理论思想,去创造能够体现思想家存在的系统理论思想或理论思想体系;二是一个思想者即使敢冒着这种风险去创造思想,可能也会在创造思想的过程中、在还没能成为思想家时就“夭折”了。如此一来,创造理论思想这一职业或因为政治家的替代作用,或因为职业风险的原因,而“消亡”了。

 

因此,政治家取代思想家、政论思想取代理论思想、政治家的权威取代思想家的声誉、政治家职业取代创造理论思想的职业这种新状态和这种新状态的固化所具有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理论思想的创造和形成。

 

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这种没有理论思想的创造和形成的结果,又有着怎样的后果呢?

 

那就是,由于没有理论思想应该有的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发现、没有理论思想为导向、没有理论思想作为基础性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的发展就完全是由政论思想支配的,而政论思想是不需要政治家个人思想之外的基础性思想的,政治家政论思想的产生依据的只是政治家个人的意志、直觉、感觉、爱好、情绪、心态、好恶等等。即便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支配社会发展的政论思想是随着政治家的变化而变化的,是相互矛盾、冲突、对抗的(如赫鲁晓夫的政论思想与斯大林的政论思想的矛盾、冲突、对抗;如柯西金的政论思想与赫鲁晓夫的政论思想的矛盾、冲突、对抗……),社会的发展也仍然只能由政论思想来支配。而政论思想产生的趋力又会是什么呢?当然不可能是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及其发现,而只能是政治家个人内在的驱动力,如我们前述的个人的意志、直觉、感觉、爱好、情绪、心态、好恶等等。

 

人们在谈论苏联的解体及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时,将其归因于特权和腐败,而我是将其归因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合理的(可参见本人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文书稿)。现在看来,苏联的解体及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无形中形成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混淆、政治家职业与思想家职业的混淆、理论思想与政治思想混淆、思想家的声誉与政治家的权威混淆,在于政治家取代思想家、政论思想取代理论思想、政治家职业取代思想家职业和创造理论思想职业的缺失的状态,和由此而导致的理论思想无有的存在。因为只有理论思想能够先行发现和告诉人们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特权和腐败;因为只有理论思想能够先行发现和告诉人们特权和腐败的危险性;因为只有理论思想能够先行告诉人们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因为只有理论思想能够先行告诉人们社会权力结构不合理的危害性;因为只有理论思想能够先行发现和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所有的可以先行的告知,都会因为创造理论思想职业的缺失和理论思想的无有或在而不在的存在而成为不可能。

 

或许,人们并不认为(即便这种认为是无意识的)没有理论思想对社会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而在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前苏联的历史中,人们在客观上、在事实上也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经过大饥荒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经过大清洗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经过卫国战争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经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经过赫鲁晓夫下台、支配苏联社会的政论思想改变为柯西金的政论思想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经过支配苏联社会的政论思想不断地交替轮换后,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直到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前一天,没有理论思想,苏联不是还在吗?!可这一天后,苏联解体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如果在所有这些之前,有理论思想先行告诉能够告诉人们的所有,苏联会解体吗,苏联社会主义会失败吗?应该是不会的。

 

对于别的什么社会的发展和存在来说,它可以不需要理论思想,因为它们的发展可以随便是什么结局,所有的结局都不影响这些社会还是什么社会。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结局只能是合理的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则是不能称其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想得到合理的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局,其发展的过程就首先必须是合理的和符合规律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没有创造理论思想的职业(即便这个职业只是极少数人从事的职业),就不能没有在先的理论思想。

 

希望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局不会重演。

 

——政治家应该具有明智和理智的心态。明智可以让政治家知道,政治家的职业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也是不能兼职思想家的;理智可以时政治家在不能成为思想家的状况下保持坦然,不会觉得觉得自己如人,矮人一头,就像政治家不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等等并非不光彩、并非不如人那样,成不了、不成为思想家也并非不光彩并非不如人。

 

——纵观自十四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里呈现出了理论思想的迸发式和开创式发展,且对社会和人的观念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里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和思想,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推荐理由:

本文或许会有益于理论思想在新的时代中的发展,而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评论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