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中国已处于第三个关键性历史关口
作者：中思
学科：哲学
出版社：
本文分析了当代中国在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和解决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本文虽然已纳入了《中思想论现代社会和现代意识 文集2014—》中，但也可以作为册子而独立成书的。
中国已处于第三个关键性历史关口
2015年3月2日—3月7日
我在很早的时候（大约是1980年左右）说过，对中国社会来说，每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来拯救中国社会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大意）。
对处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来说，对在灾难深重基础上而根本无从发展的旧中国来说，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以使中国从灾难深重中获得解放，以建立一个可以使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新的国度。
如果说，每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来拯救中国社会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必然的话，那么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时间点则是遵义会议，而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就归于了毛泽东。
从拯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意义上来说，就完全可以证实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位关键性政治人物。而毛泽东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位关键性政治人物还更应该体现在新中国的建立上。也就是说，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来说，是否是使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条件，是否具有这一功能作用，更具有衡量毛泽东是否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位关键性政治人物的意义。
这也就是说，如果新中国根本不具有使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作用，那么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就更多地体现在拯救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方面。但是，如果新中国具有使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功能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的更大意义的关键性人物就是毫无疑问、毫无疑义的。
那么如何来判断新中国具不具有使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功能作用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假设中国大陆仍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二是经过六十六年的发展，现实的中国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而未来又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她或许会获得一定的发展，会保留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古迹和文物不会遭到破坏，传统的民风会有一定程度的延续，社会风气或许犹如今日的台湾一样。但从总体来看，不会发展到当今台湾的水平，因为中国大陆太大了，是不如台湾那么一块儿地方好治理的。
而站在世界格局中来看，假设中国大陆仍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是很难与欧洲并驾齐驱的，更不要说与美国平起平坐了。从国民经济总量来说，中国不会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科学技术上，即便中国大陆会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总体水平也不会达到中国大陆现实的水平。那就更不要说假设国民党继续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能够做到民族复兴，能够建构起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表率的社会模式了。因此，假设的继续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展得再好，那也只能处于依附于超级大国的二流大国之列。
而对现实的中国大陆来说，假设的国民党继续统治下所不能做到的成就，都已成为了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第二（并有望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有望赶超发达国家；中国的军事装备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已达到了可以和世界军事强国媲美的水平；中国已大规模大范围地消除了贫困，开始向全面小康发展；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升，没有人再可以无视和蔑视中国，中国已处于和其他世界大国平等的地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且正在向创造大国迈进……。从未来发展来看，如果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面将会有很多的突破）能够成功，如果中国根除了社会性腐败，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民风得到了改变（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中国的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民主社会治理得以完成和实现，民族复兴必然成为事实，中国将再度辉煌。中国的社会模式必将完善和成熟，并有望的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表率意义的社会模式。
因此，从假设的在国民党继续统治中国大陆不可能达到的发展程度和中国大陆现实已经达到的和未来可能达到的发展程度来看，新中国的建立，确实是中国获得发展、获得快速发展、并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必需的条件。而创造这个条件的人——毛泽东，就毫无疑问地、毫无疑义地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位关键性人物。
而社会的发展则表明，毛泽东只能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一位”意义上的关键性人物。这是因为，如果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不犯错误，不把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领上历史的那种错误，而是使中国能够持续地不断地达到一定程度的合理发展，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开辟一条正确的后人可以继承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或许还会成为具有“第二位”意义上的关键性人物。
但遗憾的是，这一切没有发生。更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和道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后，“四人帮”借助于这一错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使新中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浩劫，新中国几乎、甚至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所毁灭。
因此，由于毛泽东没能使自己成为“第二位”意义上的关键性政治人物，所以他就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关键性政治人物。即便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他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关键性政治人物的地位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可改变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错误，使中国的发展遭遇到了一个新的、具有决定命运意义的关键性历史关口，在这个历史关口面前，使中国再度需要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这个关键性政治人物的历史使命就是努力地、使劲地、不顾一切地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从毛泽东引向的、被“四人帮”加重和固化的错误上扳回来，扳到使中国可以发展、可以快速发展、可以通过快速发展而走在世界前列的方向和道路上来。
这个使命由邓小平承担了起来，而且邓小平也确实使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变为了事实。
确实，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这样的历史人物，即便叶剑英和华国锋以坚决果断地措施解决了“四人帮”问题，中国仍然会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仍然会坚持“两个凡是”、可能仍然会固守“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仍然很难扳回到合理发展正确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去，而且很难预测这种状况会延续到何时，中国就仍然难以发展，那就更不要说快速发展了。
如果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将仍然是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仍然会固守“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仍然很难扳回到合理发展正确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去，中国仍然不能快速发展，那就意味着中国还没有出现第二位关键性政治人物，那中国就得继续等待。
好在，似乎每到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的关键性历史关口，都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来拯救中国社会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必然，所以邓小平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位关键性政治人物，即便邓小平时年已七十二岁了。
回归历史，邓小平这位已七十多岁的政治家，仍然思维敏捷，仍然大略细节面面俱到，仍然意志果断，仍然足智多谋，仍然不前瞻顾后，且坚决果断地抗左抵右，硬是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扳了回来，扳到了使中国可以发展、可以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来，扳回到了一个全新发展方向上来。
说到邓小平的抗左抵右，或许我们还应该多说一些。如果说抗左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抵右就是更为重要和更为困难的事。因为抵右并不仅仅是国内的事，而实在是抵抗西方社会的事，是面临巨大国际压力的事。看看多少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功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和“颜色革命”的国家，有多少国家的发展超越了它们“革命”之前的程度，又有多少国家陷入了动乱、衰败、死亡的困境之中。如果西方支持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获得成功，对中国这个多事之国、对我们这个具有劣根性和低素质的民族（主要是指汉族。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素质要比汉族高。而是说，因为我们汉民族的素质不高，就会影响其他的民族，从而使整个民族都表现为素质不高。）来说，其结局会比那些“民主革命”和“颜色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更糟，那就更不要说能取得今天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和高度了。所以，我们很庆幸邓小平抵右的成功。而邓小平的成功抵右，也应该是体现他是中国社会关键性人物的重要方面。
正是在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的努力下，中国大陆的发展达到了今天这种程度和高度，这在没有邓小平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二位关键性政治人物。
那么中国需不需要有第三位关键性政治人物呢？这要从中国大陆的发展现状来看。
中国大陆虽然一直是快速发展的，而且发展的程度和高度达到了令人世人羡慕的程度，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坦途的、是只有美好前景的、是没有危险的、是不存在危机的，其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结局是唯一性的。
从近两年来的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情况来看，社会性腐败和作为腐败基础的“四风”的严重程度令人惊愕。社会性腐败和作为腐败基础的“四风”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不被彻底根除，而是依然顺势发展，那么由腐败者和他们的后来者构成的势力范围就会无限制地扩张，而这个势力范围中的人是更懂得和更会获取权力和扩大势力范围的。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社会被社会性腐败毁灭是必然的和注定的，而且中国社会已经处在了被社会性腐败毁灭的现实之中。
中国社会被社会性腐败毁灭，这只是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危险，而这一危险是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了的。我自己就对此进行过反反复复的论述。这里，这不是一个再需要多说的问题。
其实，对中国社会来说，还面临着另一个危险，这就是民族自毁的问题。而这一危险则几乎是没有人发现的。
民族自毁包括几个方面。
如民族间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毁灭。看看现实，这种对他人的毁灭几乎天天发生着，甚至是天天大量发生着的。如灭门惨案，如聚众斗殴，如不负责任的大客车司机造成的车祸，如酒驾造成的车祸，如为了追逐利益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如制假贩假者对他人的毁灭，如骗子对被骗者的毁灭，如残暴的家长对子女的毁灭，如无职业道德的教师对学生的毁灭……。这无数的毁灭他人的事实真是罄竹难书的。
如自身对自身的毁灭。如吸毒的泛滥而表现得吸毒者对自身的毁灭，如把犯罪当作平常事去做的人对自己的毁灭，如无诚信者对自身的毁灭，如学术上的抄袭者对自身的毁灭，如腐败者对自身和亲人的毁灭，如好赌者对自身的毁灭，如暴戾者既毁灭了他人又毁灭了自己……。这无数的毁灭自身的事同样是罄竹难书的。
如果按照法律极为严格的国家的法律（如新加坡的法律）来衡量，我们社会中的人可能会有百分之几十的人都是违法犯罪者（想想吧，仅从行贿来说，从孩子进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公民有几个没有行过贿，又有多少稍微有点权力的人没有受过贿？），这也就意味着就有这么多的人在毁灭他人和自毁。这难道还不是一种民族自毁吗？
而腐败者们在毁灭社会和他人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自毁呢？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我们民族（主要是汉族）的自毁并不局限于国内这个范围，而实在是外延到了世界这个范围。中国（大陆）人因为不文明、不守序、不道德、小破坏、坏脾气、惹是生非而让世人厌恶。这不文明、不守序、不道德、小破坏、坏脾气、惹是生非等等行为就是民族的自毁。而让世人厌恶，就是民族自毁结果的体现。
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国人对这种民族自毁灭已经习惯、习惯得已经不以为然、丝毫不觉得是一种民族的人格缺陷、陋习和耻辱，是需要改变的民族存在状态。
照此下去，我们民族到底会自毁到何种程度，真是难以想象、不忍想象，但民族自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民族为什么会如此自毁呢？
这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国人的低素质和缺失基础道德的存在状态；（在道德方面，国人真的缺失是基础道德，而不是高尚道德。但决定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不是高尚道德，而是普遍具备基础道德还是普遍缺失基础道德。）
——国人的自我为中心和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状态；
——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沿袭千年来的“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而始终没有普遍地确立起“自己想”的思维方式；
——国人对恶俗的接纳、泛用、甚至创造。
——国人已失去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使然，缺失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能力。
对于国人的存在状态和国人的思维方式，我已进行过专门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但这里很有必要对国人的对恶俗的接纳和泛用状况，和国人失去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使然，缺失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能力的状况，作点简略的分析。
对是非、好坏、善恶进行辨别，并在辨别的使然下去坚持是、好、善而拒绝非、坏、恶，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成熟后的一种基本的本性。人的这一基本本性甚至是不受受教育程度影响的。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国民已丧失了对是非、好坏、善恶进行辨别和使然的本性。随着这一本性的丧失，也就相应地有不少国人也已失去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能力。
我们知道，对有文化的人（包括大学生）来说、对学术人来说、对科学研究者来说，剽窃、抄袭绝对是一种坏的恶的行为。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文化的人的剽窃和抄袭行为却如平常事一样，没有人把它当作坏的和恶的行为，这就是人缺失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使然的体现；
多少高学历的人很随意地去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就是人缺失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使然的体现；
国人的信息诈骗遍布世界，几乎到了有信息诈骗的地方就有国人、就有国人“领导”的程度，而他们却并不把信息诈骗视为坏和恶的行为，而当作了很平常、很日常的一种工作，这就是人缺失了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使然的体现；
对已经一切受制于从自我出发、一切为了自我、一切服从于自我、己所想欲的都要属于自我、用一切手段满足自我这一惯性的自我为中心者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吗？没有。自我为中心意识和行为习惯已经把他们的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排斥的荡然无存了；
对于缺失基础道德、低素质的国人并做出相应行为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吗？没有；
对于钻进“牛角”利益中、并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获取利益的“牛角利益人”人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吗？没有；对于已将获取利益当作唯一和全部的“牛角利益人”人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辨别是非、好坏、善恶，既无必要，也是浪费时间。
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当他们想方设法、暗自欢喜地从滥用抗生素、开大处方、过度医疗、超标准超范围地使用医疗耗材中获利时，他们的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在哪呢？（当然，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和医生正当收入的过低，是一种诱因。但无论如何，人是不能无原则地不去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
对于那些将恶俗当作刺激、好玩、满足、发泄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吗？没有；
甚至于，对于习惯于“听别人说”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来说，他们又能有多大程度的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真假的本性和能力呢？
今年大年初三，有人先是酗酒，然后服毒自杀。当这个人死在了医院后，死者的亲属居然招呼了一百多人到医院打医生、砸医院、瘫痪医院。这个死者的亲属和他们招呼来的一百多且参与了打医生、砸医院的人们，你能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吗？没有；对于那些以家族为团伙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吗，没有；对于那些整村从事犯罪活动的成百上千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吗，没有；对那些群体性地哄抢他人财物的人们来说，他们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吗，没有。这样的群体性地表现为丧失辨别是非、好坏、善恶这一本性和能力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绝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至于个人丧失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的人们更是不计其数，如类似那些得到他人救助却讹诈救助者的人们，如那些起哄纵容他人自杀的人。当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如此严重的缺失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及其使然和能力的时候，他们不去自毁又会怎样呢？
国人在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上，还存在一种不合常理的特征。按理说，成年人应该比未成年人更具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倒好像是一种倒置关系。如，一个母亲带着她很小的女儿要闯红灯过马路，而她的女儿却硬是拽着她等到绿灯亮起；还有近期发生在一动车上的事，一位母亲寻找各种借口要逃掉儿子三十多圆的车票钱，而儿子却不为母亲的迁怒所动，承认自己的身高已超过免票的标准，并用自己的压岁钱补交了车票钱。还有，按理说，在思维能力正常的状态下，老年人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应该比其他人更有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真假的本性和能力，所以我们民族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格言。但是看看现实，有多少老人由于不辨善恶、真假而上当受骗，更有多少老人以假摔和类似于假摔的方式讹诈他人。这种在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能力方面的倒置现象，对一个社会来说，真的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是一种很可怕的社会状态。
让我们再说说国人对恶俗的接纳、泛用、甚至是创造。
有钱就奢侈，有钱就肆意无视、蔑视和侵犯他人的人格和尊严，有钱就目空一切，有钱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钱就猖狂，有钱就随心所欲，有钱就豪赌，这就是恶俗，而这种恶俗的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如平常事一般；
我们的社会有望成为新的车轮上的民族。我们的民族理应吸取有过一二百年车轮历史国家所形成的与车相关的不良风气的教训和对环境污染的教训，应该很好地吸收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的与车有关的良好风气。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我们民族（主要是我们汉族）似乎天生地具有接纳、泛用、甚至创造不良恶俗的本能。在公路上，处处时时都有在车牌上做假者、闯红灯者、斑马线前不减速者、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者、占用应急车道者、变道加塞者、狂按喇叭者、车窗抛物者、开赌气车者、为点小事而大打出手者、争执不休堵塞交通者、酒驾和醉驾者、把玩手机者……，可以说简直就形成了与汽车相关的系统性恶俗。更有甚者把车开进泸沽湖，简直是恶俗到了极致；
闹洞房本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增加结婚喜庆和热闹的民俗，是可以把握度的民俗。但是现在，这一民俗几乎被创造成了游离于犯罪边缘、给他人带去人身和精神伤害的恶俗；
礼轻情意重的随礼，本是我们民族友好交往、联络亲朋好友感情的一种好的良俗。而现在却被改造成为了重金贿赂权力、想方设法办酒席疯狂捞钱的恶俗，成为了以礼的份量衡量人之间亲疏关系的恶俗，成为了变相买卖婚姻的恶俗；
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是一个很节俭的民族。即使很奢侈的帝王，也不会将吃不了的饭菜浪费掉，他的后宫和服侍他的太监宫女们也会把他剩下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旧时的地主老财们，会在吃完饭后把饭碗和盘子舔得干干净净，那就更不要说吃不饱饭的民众了。而在近二三十内，我们民族就创造了让世人惊愕的浪费恶俗。这种恶俗既显示在官宴上、民席上，更显示在了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的餐桌上。这简直可以说是创造了创造恶俗的奇迹。而创造这一恶俗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面子。也就是说，在国人看来，群体用餐时，饭菜吃完了会没面子，而把饭菜浪费了，就有面子了。其实，这又是一种创造出的关于“面子”的恶俗。
对文化艺术这个领域来说，它本是宣扬人性真善美、鞭打人性假恶丑的领域，是一种很美好的事业。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是在这个领域却形成了攀附权势、以权中饱私囊、借评比之道疯狂捞钱的系列性的恶俗，使这个领域几乎成为了人性假恶丑的源头，使自身成为了人性假恶丑领地。而这系列性恶俗也就是近十年来形成的。说我们民族（主要是指汉族）具有创造恶俗的本能，还真不是假的。
还有奢赌的恶俗、殡葬祭奠的恶俗，而酒桌上本已的恶俗更发展到了像飚车一样的飙酒并以为荣耀的程度，更有高空抛物的恶俗，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延续下来的、新发展的、新创造的恶俗，丝毫不亚于鲁迅时期鲁迅所批判的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这种种恶俗，它不是用来毁灭他人、国人自毁，继而体现为民族自毁，它又能做什么呢？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一种现实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所具有双重性和由这种双重性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社会的永远健康、合理发展和被社会腐败毁灭的角度来看，要让我们的社会永远健康、合理地发展，需要像邓小平那样努力地、使劲地扳，把方向和道路一直扳在正向上，我们的社会才能永远健康合理地发展下去。而我们的社会被腐败所毁灭，那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有的局部社会已经被腐败、被不不正之风毁灭了一样。这就是我国的社会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的表现。
从民族的存在来看。使我们民族成为有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的民族，成为有积极健康精神状态的民族，成为普遍具备基础道德并在基础道德的基础上不断向高尚道德提升的民族，成为守法、守序、诚信的民族，成为彬彬有礼的文明民族，成为和谐相处的民族，成为相互泛爱和友善的民族，是我们民族应该的存在方向和发展道路。但这需要让教育的目的回到正确方向上，需要让公民树立起信仰、需要让公民养成守法的习惯、需要公民具备基础道德、需要公民变得理性、需要公民用“自己想”的思维方式取代“听别人说的”的思维方式、需要不断地提高公民的素质，这是很麻烦、很长久、要有耐心、很不容易、坚持不懈去做的事。而民族自毁灭却是时时处处在发生着的，而达到民族总体上的自毁，也同样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可以使民族自毁的诸如缺失基础道德、低素质、自我为中心、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状态，诸如国人失去辨别是非、好坏、善恶的本性和缺失辨别是非、好坏、善恶能力的状况，诸如深陷系统性恶俗的状况，可能会发展得更为严重。这就是我们民族在存在方向上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和由此而形成的不确定性，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体现，如
——社会模式。
中国的社会模式有可能发展为是最具合理性、最具人类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可以效仿的模式。
但也可能成为由复杂、庞大、系统性的潜规则和关系网充斥于社会主义亮丽外壳内的一种社会模式；
——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具社会第二位，而且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位。这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成为全体公民共享小康生活的充分条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社会也会成为消除一切不合理分配差距的社会，成为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成为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社会。
但是，我们的社会也可能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仅从国有企业的分配来看，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与普通职工的分配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这个差距可能有几十倍。而在我们社会的早期，这个差距连半倍都不到（当然这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是不合理的）。而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职工的分配收入差距在不断地缩小。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包括公开的、灰色的和隐形的）与职工的工资差距则达到了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吗！
——科学技术。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中国的科学技术面临的是突破。是不断取得诺贝尔奖水平的科学突破，是不断取得重大科学发现方面的突破，是在多领域内取得独有技术的突破，是取得在众多科学领域中领先的突破，这是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的方向和道路，是一个适应大国地位和大国声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但是，我们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可能仍然会受制于教育的制约、受制于现有科学体制的制约、受制于不合理的人才和职称评价体制的制约、受制于不合理人才选择机制的制约、受制于不合理的成果评价方式的制约、受制于不合理的科学成果转化机制的制约、受制于复杂人际关系的制约、受制于行政主导惯性的制约而只能处于跟随发展的状态。
——甚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也存在着双重性和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可以成为有着最科学最合理的理论思想的党，这个理论思想不仅可以武装她的成员，使她的成员都能够成为有坚定信仰的党员，这个理论思想也会对广大的民众具有吸引力，可以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能够是有着较多理论思想知识的人，是有着在坚实基础道德基础上的高尚道德的人，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高于一般民众的人，是在成为公务员、官员、执掌权力的情况下不谋取私利的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是爱着人民的组织和人，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的组织和人，是用勤劳的姿态服务人民、社会、国家的组织和人，是完全能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能够倾听、了解、接纳民意的组织和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是在上述基础上善于学习的、习惯于运用中国式民主的、因而具有最强最优领导力的组织和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如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表现得那样）；
中国共产党是随时可以预防和消除自身内不健康和惰性的组织；
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是将上述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的表现为最先进政党的组织。
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可能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
……
在这些重要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方面，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如此现实的双重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社会再次处于了一个新的关键性历史关口。这个新关键性历史关口面临的是如何消除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而使我们社会的发展具有的是方向和道路的唯一性，而且是我们前述的那些方面的前一个的方向和道路的唯一性和这种唯一性的固化。
如果任由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处于双重性状态中，那中国早晚会被毁灭（即社会被腐败毁灭，民族被自毁）。而如果是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那中国的发展情景就是永远的灿烂，发展的道路就是永远的坦途，发展的结局就是不断地辉煌和永远地辉煌这种唯一性。
做到使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处于唯一性状态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决定着这一历史关口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消除我们社会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呈现为固化的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历史关口就不能称其为重要的和关键的。反之，这个历史关口就是又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关口。
应该说，将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于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仅就反腐败和反“四风”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已认识到，不仅反腐败和反“四风”本身是不容易的，而且是不能停止、不能放松的。因为反腐败和反“四风”稍一放松，“四风”和腐败就会反弹，而且是报复性反弹。因此，反腐败和反“四风”是不容易的，而防止和杜绝腐败和“四风”的产生，更是不容易的事。
那么，改变国人的缺失基础道德和低素质的存在状态，改变国人的自我为中心和牛角利益人存在状态容易吗？也是不容易的。改变国人缺失基础道德和低素质的存在状态，那是需要首先在改变教育的育才目的为育人目的（或以育人为先导）的前提下，经过几代人才能做到的事。而改变国人的自我为中心和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状态，同样是极为艰难的事。你让一个已经是自我为中心的人从一切从自我出发、一切为了自我、一切服从自我、一切属于自我、自己想拥有的就是自我的、用一切手段满足自我的惯性中走出，在为了自我、利于自我的同时，也做到不损害社会、不伤害他人的权利-人格-尊严-人身-利益，他能够轻易地摆脱那种惯性吗？你让一个已经钻进“牛角”中的利益人从“牛角”中出来，他在“牛角”中能那么容易转身吗？不容易。你让他从利益“牛角”中转身出来，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去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也去全面发展一下，去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去健康一下身体，去提升一下精神和道德境界，去做一些其它有意义的事，去提高一下做人的素质，他乐意吗。肯定不乐意，因为在他看来，放着钱不去挣，那简直就是傻瓜，只有挣钱和获取财富才是唯一才是全部，其它都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事，甚至是扯淡的事。
让中国的社会模式发展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合理性、最具人类社会发展适应性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可以效仿的模式，容易吗？不容易。这实在是一个由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社会行政体制、社会民主体制、公民自治体制、社会司法体制、各领域人才选择机制等等都在最充分最合理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系统性的宏大模式。
我们仅从行政体制内角度来说，要使其从整体上成为非常合理的体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体制内，特别是越是接近基层（如县市级和乡镇级）的行政体制内，已形成了很完整的潜规则、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关系网。如果这种潜规则和关系网能够发挥正能量、能够起到好的作用，它们的存在倒也无所谓，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说，与合理性必然相冲突的潜规则在一定意义上起着的是推动行政运作的作用，关系网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是抓着和控制它所能抓着的整个行政体制的作用。而潜规则和关系网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作用实际上起到的是进行权力不合理分配和利益不合理分配的作用，甚至是“四风”和腐败的温床。事实也表明，被揭露出的腐败者们的腐败行为，很多都是起步于乡镇和县市这两个层级的，这不能不与这两个层级中存在着的完整的潜规则、复杂人际关系和关系网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而从行政体制的整体来说，这两个层级的的行政体制又构成了社会整个行政体制的主体和基础。要完全改变这种行政体制状况，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从公民自治体制来说，当我们的公民处在缺失基础道德、低素质、自我为中心、牛角利益人状态时，你让他们参与公民自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人不仅自己不愿意参加业主的自治活动，而且反对和阻挠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和活动，就是一种证明。
从人才选择机制来说。人才选择机制包括从政人才选择机制、企业管理人才选择机制、科学技术研究人才选择机制、学术研究人才选择机制、民间组织管理人才选择机制、乃至大学生的考录机制等等重要领域。人才选择机制实在是关系到社会风气、国人智慧的发挥、领导力（包括民间组织中的领导力）、创造特殊成就（如科学技术的突破，如系统性理论思想的创造）的问题。在人才选择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领域中，都还没有建立起基本合理、基本科学、基本符合人才显现规律的机制，反而是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就更不要说形成在基本科学、基本合理、基本符合规律基础上的更优人才选择机制了。所以，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首先在各个领域中建立起基本科学、基本合理、基本符合规律的人才选择机制，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更优的人才选择机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来想就这些领域中的人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但那样，就会使这一节的篇幅太长，所以就忍痛省略了。）
更何况，在使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处于唯一性状态的要件中，不是可以独立地就能够做好某一要件的，所有这些要件是相互关联的，是需要共同做好所有要件的事情。
比如，对反腐败来说，独立地把反腐败做得再好，也是不行的，是根除不了腐败的。因为对所有的执掌权力的人来说，他们都是要从普通的公民中来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改变公民的缺失基础道德、低素质、自我为中心和牛角利益人的存在状态，那么当这样的公民成为公务员、成为执掌权力的人后，就很难保证他们不搞“四风”不搞腐败，这是一个方面。在有效地反腐败反“四风”的同时，还必须构筑起严密的法律和制度防线，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根除“四风”和腐败，才能做到让人不能贪；只有让人有信仰、有党性，才能做到让人不想贪。而这才应该是反腐败和反“四风”的最终目的，但这个防线的构筑也是不容易的。
消除我们社会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还要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两侧用有效的宪法、法律、制度、纪律、规则、信用、信仰、道德（主要为基础道德）、健康向上的精神、民主社会治理、对权力的制约、正确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人性真善美的文化等等“材料”构筑起坚实的“防护栏”。这个“防护栏”不仅要坚固有效，而且不留任何出口、岔道、漏洞。并且，我们的社会在这一道路上前行时，不论我们前进到这个道路的哪一段路程，都要先行去构筑前方道路两侧的“防护栏”（当然了，如果这个“防护栏”能够不断地自行延伸，那就更好），继而将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始终固化于这个“防护栏”内的、建立成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又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关系到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民族在唯一性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永续发展下去而不会被腐败毁灭、不会民族自毁的事。
据此，完全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又面临一次重要的关键性历史关口。
说我们的社会又一次处于关键性的历史关口，还体现于时间关系上。在这个历史关口期，我们的社会必须解决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唯一性和固化问题，而不能等待。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去或没能在二十年、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很可能已经被社会性腐败彻底毁灭了，我们民族就已经被自毁了。那时，我们又会重新遭遇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关口。但这个历史关口所面临的使命不再是让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正确和合理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上，而遭遇的会是像毛泽东或邓小平所处的那种意义的历史关口，是让中国的发展从头再来的关口，是将中国社会从被社会性腐败毁灭、民族被自毁的状态中使劲扳回到正确和合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关口。如果说在那样的历史关口，中国必将出现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的话，那也就只能是毛泽东意义和邓小平意义上的关键性政治人物，而不会是消除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和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意义上的关键性政治人物。
既然我们的社会又一次地处在了关键性的历史关口，那么我们的社会又是否会遵循“每到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的历史关口、都会出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样的规律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毛泽东、邓小平那种意义的，但却是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关键性政治人物呢？
幸运的是，现实的中国似乎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关键性政治人物。现实的关键性政治人物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这应该是完全有根有据的。这种“根据”不仅体现在从严治党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反“四风”和反腐败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司法和公安改革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对现有法律的广泛修正上，不仅体现在从严依法治军的提出和实施上，不仅体现在既倡导精神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又切实实施（如加强对出国旅游公民的文明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等）上，不仅体现在制约权力的提出和实施上……，而更体现在对所有这些的实施和所产生的可见的明显效果上，更体现在实施的力度和坚毅决心上。
在这个新的关键性历史关口面前，我们的社会若真的出现了关键性的政治人物，并通过这个关键性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韧性和智慧，彻底地消除了我们社会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不确定性，将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民族、让这个或这些关键性政治人物的继任者们不再困惑于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让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再受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双重性和不确定性的扰乱，那我们就可以借用我国国歌中的一句歌词，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可以在唯一性方向指引下、在唯一性道路上“前进，前进，前进进”。而且，这里的“前进，前进，前进进”不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而是永远舒畅和顺畅地前进、前进、前进进。因为我们已经消除了我们的敌人和敌人的炮火——社会性腐败和民族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而要实现这些，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忘却、不能轻视的，那就是理论意义上的思想。因为理论意义上的思想会先行（先行的时间甚至可以很早）告诉人们很多很多。
最后，再说些题外的话。
我的这篇文稿与写于2003年2月24日《谁来作中国的杰斐逊》的册子可以说是姊妹篇。这两篇文稿所想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有一个将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的杰出政治家。
当然，除了这一目的的相同外，这两篇文稿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如，时代背景的不同。在写《谁来作中国的杰斐逊》的那个时期，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发展态势及其毁灭社会的危险性，但腐败还没有发展为社会性腐败，或没有发展到社会性腐败很明显很严重的程度，还远没有发展到近期这种表现为随时可以毁灭社会的程度。而那时我们民族自身的问题也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民族自毁的危险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现在，我们民族的问题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民族自毁的事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着，总体上民族自毁的危险性就摆在人们的面前；
如，消除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和将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在合理性基础上的唯一性状态的迫切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原本是不必要只是面临历史关口时才需要做的事，而是任何时候、任何政治家都应该做、可以做的事。但是，现在由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关口，成为了如果不能在二十年、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做成功这件事，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就会被毁灭的问题。因此，这件事现在成为了不仅是可以做、应该做的事，而且成为了不能不做，不做不行，并且需要迫切做的事。
如，在《谁来作中国的杰斐逊》中，我还只是笼统地讲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固化为唯一性状态的问题，是借美（国）喻中（国）。而现在，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正好在一个新的关键性历史关口做这件事了，做得有成效了，有了做成这件事的战略布局了，而且表达了做成这件事的坚毅决心了，因此我在这篇文稿中就以直白的方式说了。
但愿我在这里说得所有，都是客观的和准确的。
本文所分析的当代中国在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和解决这一问题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应该是客观的，或许会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